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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党史(总 第91期)

  

 

    肇庆党史(总 第91期) 

  目   录 

  卷首语 

  全面从严治党是锻造坚强领导力量的必然要求…………………………………………………(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传承长征精神需牢记“永远跟党走”………………………………………………………松涛(4) 

专题研究 

  探索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地位…………………………陈军强(5) 

  邓拔奇与两广地下交通站……………………………………………………………………邓敏(10) 

口述历史 

  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访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吴家仿同志…………………………………(12) 

人物春秋 

  甘洒热血为人民的武工队队长黄凡元……………………………………………………………(18) 

名人风范 

  任弼时与红军时期的电讯工作……………………………………………………………………(20) 

  刘伯承崇“严”尚“实”为人民…………………………………………………………………(23) 

党史珍闻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仗…………………………………………………………(28) 

  胡乔木要求写党史的笔端常带感情……………………………………………………………(29) 

  写在树叶上的战地新闻…………………………………………………………………………(30) 

革命史迹 

  广宁江屯农民协会旧址…………………………………………………………………………(31) 

  中共西江特委德城联络站旧址…………………………………………………………………(32) 

工作简讯 

  市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举办纪律教育专题辅导报告会…………………………………………(33) 

  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全体党员参观肇庆市高要家训廉政教育基地……………………………(33) 

  市委党史研究室到各县(市、区)开展党史工作专项督查调研活动…………………………(34) 

  市委党史研究室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34) 

  肇庆党史宣讲团应邀到广贺高速公路公司宣讲党史……………………………………………(35) 

  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题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36) 

  市委党史研究室传达学习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发挥资政育人职能  服务枢纽门户建设…(36) 

    

    

  全面从严治党是锻造坚强领导力量的必然要求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系统总结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重大部署。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和历史担当,体现了全党的共同心声。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必须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关键就在一个“严”字。概括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的从严。抓思想从严,着力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坚定信念,增强“四个自信”。抓管党从严,引导全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意识和能力。抓执纪从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抓治吏从严,着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优化选人用人环境。抓作风从严,着力解决许多过去被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动党风政风不断好转。抓反腐从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扎紧制度的笼子。三年多来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巨大变化,党风政风民风展现的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充分表明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们党执政就会面临严峻挑战。同样,如果我们让已经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故态复发,那就会失信于民,我们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全方位用劲,也需要重点发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全会审议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根据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新特点,确立了若干操作性很强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从12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正是要解决管党治党的宽松软现象,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全会审议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的顶层设计,必须抓好贯彻执行,使其成为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行为的硬约束。准则、条例内在统一、相辅相成,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法规保障。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我们前进的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必然选择;把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向纵深,是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力量的必然要求。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就一定能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摘自人民日报10月29日评论员文章) 

    

 

  传承长征精神需牢记“永远跟党走” 

  松涛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回望当年的烽烟岁月,这场伟大远征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有着政治灵魂的军队。长征是一场由平凡人创造的不凡史诗。为什么?正是因为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秉持“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尽管这支部队虽然武器简陋,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战斗力,能“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 

  两年的时间里,红军四支主力部队纵横十余省、长驱几万里,留下来的部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条件、方式、路径都不一样,但都始终围绕解决生存危机和拯救民族危亡这一个主题。在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中,广大红军指战员自觉行动,既体现了服从,也展现了默契,显示出极强的大局意识和纪律观念,这也保障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80年后的今天,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的征途中,我们面临的困难和任务,不亚于爬雪山、过草地。面对这些硬仗、恶仗,与当年红军战士一样,我们依然要站稳政治立场、强化政治意识、增强政治定力,用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凝聚人心、推动工作,自觉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不断矢志奋斗的政治动能。 

  古人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意在强调军事行动中整齐划一的重要性。红军在长征途中之所以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能战胜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党内错误思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列路线指航程”解决了思想统一的问题,“官兵一致同甘苦”解决了组织统一的问题。现在,全党要走好新的长征路,同样要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整齐,而“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谆谆告诫。历史也告诉我们,之所以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转危为安、革命事业不断打开新局面,就是因为通过这次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如同《长征组歌》中“遵义会议放光辉”一章所唱,“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革命战争年代党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建设和改革的年代同样如此。 

  我们今天的长征同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走过的新长征之路相比,虽然在环境、条件、任务、力量等方面有一些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要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更要靠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靠中央领导集体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党中央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增强看齐意识,牢记宗旨观念、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路线,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只有这样,广大党员、干部才能切实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围绕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自觉做改革的促进派、发展的实干家、创新的推动者。 

  回顾长征历史,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需要我们牢记、学习和弘扬,使之成为我们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长征精神的核心,“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需要每一个共产党人时刻坚守、为之付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更大的胜利。 

  (摘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探索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地位 

  陈军强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长期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只是在近代落伍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在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提出并阐述了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引了民族复兴的正确方向,开辟了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规划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本文拟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地位作一个深入的探索。 

  一、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面对民族的衰落、国家的危亡,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救国的方案。维新派、君主立宪派、旧民主主义革命派等提出的方案尽管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都是主张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领导了辛亥革命,实现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但却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毛泽东,承继先驱者未竟之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开辟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的理论。他领导着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击退了帝国主义,终于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创建的新中国,令中国人民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而且从精神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让中国人民真正感受到国家真正成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起来。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指出“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为生产力发展扫清了道路,为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实现了中国大陆地区的完全统一、维护了领土的完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近代以来,外敌入侵,战乱不断,国家四分五裂。孙中山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民众,展开了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最终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创举。但后来的国民党统治者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政府的凝聚力明显缺失。辛亥革命虽然打开了20世纪中国进步、复兴的闸门,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但它却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和混乱的苦难深渊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大陆地区的完全统一,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从此,中国没有了战乱的摧残,没有了亡国的屈辱,没有了被压迫的悲愤,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伟大国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上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18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如果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始燃起了希望之光,那么1949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则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三、在革命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从鸦片战争的林则徐、魏源到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到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人们共求强国富民之路,屡遭挫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先辈们未完成的事业,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富强为职责,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道路。毛泽东在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辛历程和经验教训时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100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不是对马列主义的简单运用,而是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是昙花一现的理论,而是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毛泽东思想都是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财富,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也是一面鼓舞中国人民永远向前的光辉旗帜。 

  四、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内虽然实现了和平、独立、统一(除台湾外),但是形势仍然不太稳定。针对国民党撤离大陆时留下的大批特务和分散为匪的正规军的捣乱、破坏以及组织暴动等猖獗活动,毛泽东带领人民立刻进行了大规模剿匪斗争,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了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随后,毛泽东又针对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的武装叛乱,进行了平叛斗争,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在国际上,两大阵营对峙,美国企图孤立、封锁、包围中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改变了原来打算先搞10多年新民主主义的设想,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将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等各种资源集中用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通过合作化运动,农村的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使用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了新型的现代国家体制,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创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中国从一个战乱丛生、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民族团结和睦、除台湾外已实现了统一的国家,从一个丧权辱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自主、国际地位蒸蒸日上的国家。与此同时,还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今天中国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民主的进步、社会的和谐,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五、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基本方向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围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农民土地的问题上,他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不仅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翻了身,更重要的是把农村的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农村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农业的问题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只能从大农业国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以农、轻(工业)、重(工业)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以此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在工业的问题上,他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2年1月,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大概时间和步骤。他强调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达了人民群众迫切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愿望和追求,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和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综观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的综合实力不仅有了数量上的飞跃,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国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摆在突出位置。他在学习十八大精神的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可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深远的意义。为此,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做到以下几个坚持: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国家统一与各民族的团结日益巩固与发展。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历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推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力量,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始终保证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顺利前进。 

  第二、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因而能够把13亿人民凝聚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 

  第三、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与精华,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阶级立场。同时要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前工作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要不断增强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党员干部必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更要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不断改进方法,才能更好地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第四、必须坚持勤俭节约,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更是党凝聚民心民力、成就事业的一种伟大力量。我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继续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而是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就会丢掉勤劳俭朴的本色,就难以做到廉洁自律。习近平同志在今年1月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仍然要把勤俭节约作为一种美德来传承,作为一种作风来锤炼,作为一种责任来推进落实。 

  注释:  

  ①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0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22页。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页。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第2版。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第04版。 

  《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人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第1版。 

    

 

  邓拔奇与两广地下交通站 

  邓  敏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和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是艰苦卓绝的,党的组织机关、党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建立秘密交通站,开辟秘密交通线,是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邓拔奇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两广党组织的开创者和领导人之一。在担任两广重要职务、领导两广农民运动过程中,重视秘密交通站的建立和交通线的开辟,为革命的胜利谱写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邓拔奇为了领导两广的土地革命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在香港、梧州、贵县、桂平、怀集等地建立不少秘密交通站,开辟了由香港——上海、香港——广州——怀集——梧州——贵县----桂平、香港——北海——南宁——百色等多条交通线,打通了中央与地方、省委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对革命起到重要作用。 

  邓拔奇在白色恐怖的斗争环境中注重斗争策略,对设置交通站有明确的原则。他在1928年致中央的信中讲到:“机关的设置与交通的组织不健全与全部工作的影响,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对于设置机关原则上应注意几点:1、应尽可能办到用小商店的形式和建立在有职业同学的家中。2、地方要小而多。3、与各县的通信处或接头处,应要划区分设。4、尽量减少出入的人数。5、务使各个机关不发生连带的关系。” 

  他还就省委的办公处、通信处、印刷处的设置以及联络人都作出了详细的安排。对各县的接头点提出选择在“交通较便的地方,租摊位做小贩”为掩护,不致被人识破,也好瞒过便衣特务的耳目。可见,邓拔奇对设置地下交通站是十分机警和谨慎的。 

  邓拔奇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一批交通站,笔者根据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整理了其中5个工作站的活动情况,让我们通过地下交通站来进一步了解先烈是如何为党工作的。 

  香港南洋鞋店 

  地址:香港油麻地上海街上的一间店铺,建立时间应为1928年。这是邓拔奇与中央、省委和广西各地联络的枢纽交通站。无论是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还是到广州联系省委,或者向广西党组织传达指示开展工作,他都由此站出发。通信交通员是安排可信任的亲人或怀集籍的共产党员,如他的堂侄邓亦民,是香港中国银行银库管理员,怀集县委委员曾烜昌、他的知心同学梁钟琛等。 

  时任广西特委委员、桂平县委书记黄启滔回忆:1928年2月间,广西特委决定他为桂平、贵县、平南、武宣四县农军总指挥,组织农军打土豪恶霸,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不久,政府派遣大批军队围剿,农民军不能抵御始解体。5月后,他找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请示工作,到梧州找不着,后通过拔奇的同乡兄弟邓亦(邓亦民)在香港南洋鞋店联系上了邓拔奇,后一同到上海,邓拔奇独自向中央汇报工作。 

  莫兰英,又名莫佩琼,广西人,邓拔奇的留学同学、夫人。她回忆:1929年秋,邓拔奇受命(从苏联)回国,到香港建立了两广省委机关,负责华南、南洋一带的革命活动。1931年秋,中央派她从中央机关到香港与邓拔奇在两广省委机关工作,并批准结为夫妻。这时,邓拔奇介绍莫与梁钟琛、邓亦民等认识,并与梁钟琛的“南洋鞋店”单线联络。 

  罗云回忆:邓拔奇在香港活动期间,为了避免港方警察和叛徒注意,他十分机警地带着各种不同的衣服,按照不同的情况需要,随时更换,确保安全。 

  梁钟琛生前口述:省委人员区梦觉、莫兰英曾被英国警察捉进警署调查,后由梁钟琛设法担保释出。梁钟琛后来成为解放怀集的主要领导者。 

  吴西(红七军干部)回忆:1930年9月,吴西护送邓拔奇(化名邓岗,时任中共南方局代表)从香港到广西右江红七军传达中央命令。路线就是:香港——北海——南宁(吴墟)——扶南县——天等县——百色(红七军军部)。他们不辞劳苦,陆路水路兼程达1个月。 

  怀城振兴书店 

  这是邓拔奇家的祖业,位于怀集县城人民路,主要经营书画文具。邓拔奇把它作为巡视怀集的联络点之一。 

  高雄视回忆:邓拔奇是他从初小至怀集中学的同班同学。1928年,高在广西贺州政府任助理员。年底,广西省委机关在梧州多次遭受破坏,邓拔奇被广西国民政府通缉,密电经高亲手翻译。邓拔奇在梧州无立足之地,只好回怀集等地巡视。3月的一天晚上,高在茶馆饮茶,偶见化装成农民模样,身穿薯良布衣服,头发足5寸长的邓拔奇。因邓是被通缉人员,久别相遇也不敢相认,更不敢报告县长,只希望邓平安无事。原来他是由往来柳州至怀集的地下共产党员曾纪良护送,最初住在梁钟琛家,后回家乡巡视农会工作。特务郭文田得知邓拔奇回怀集的消息,马上跟踪至怀集。郭先到了梁钟琛家(他们是亲戚关系,又知梁与邓是同学)询问是否知道邓拔奇回怀集,梁钟琛答:“没见到邓拔奇。我们虽是同学但很久没有往来了,拔奇是共产党员吗?我与你去找他。”梁钟琛陪郭文田吃晚饭的时候,以肠胃不舒服需买药为由,快步跑到“振兴书店”报信。当回到餐桌又听到郭文田正与县长黄祖瑜通电话,要明早派一百号军警围村捉拿邓拔奇时,又借口找医生看病。他再次到“振兴书店”叫邓守南经理(拔奇叔父)即派人星夜赶回家通知邓拔奇转移,才幸免被捕,百号军警扑了个空。 

  梁钟琛家 

  梁家位于怀集县梁村镇大成岗村。梁钟琛与邓拔奇同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后来一起在广州参加学运,是志同道合的同学。邓拔奇在广西革命期间,只要途经怀集都要到他家相聚。 

  有一次,邓拔奇和地下党员曾烜昌、联络员曾纪良一起来到梁家。邓拔奇问:“你对革命有什么看法?”梁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成了民主革命的敌人,当前革命就是要铲除背叛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敌人蒋介石。”邓拔奇向他分析形势,明确指出要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只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梁表示要找共产党,要继续革命。邓拔奇在离开他家时对他说:“你是一个革命者。你找不到共产党,共产党是会来找你。”最后,邓拔奇表白自己是代表中共广西特委到怀集发展党组织的。梁钟琛立即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邓拔奇答应做入党介绍人。1928年中秋之夜,邓拔奇在他家附近的花石望岳顶举行梁钟琛、陈浩然(是怀集农运积极分子,曾任佛山支部书记)入党宣誓仪式,由地下党员曾烜昌、曾纪良监誓。11月,广西临委又遭破坏,邓拔奇脱险后转至梁钟琛家隐蔽。梁钟琛家成了邓拔奇巡视怀集的落脚点,在此指导成立了第一个怀集县委(1927-1929)。 

  怀集中学(县委所在地) 

  1927年秋,邓拔奇派共产党员梁一柱从南宁回怀集,以教师公开身份组建怀集县委。1928年春第一个中共怀集县委成立,梁一柱任书记,县委委员曾烜昌、何定、邓卓奇,机关设在怀集中学(现怀集一中),一批共产党员也以教师的身份掩护地下交通工作。 

  梧州“春葩书店” 

  1928年下半年,广西特委在梧州市大同路开办“春葩书店”作为党组织的,秘密交通站,邓拔奇派怀集县委员何定任书店经理,担任广西特委与怀集党组织的交通员,曾纪良为梧州市委与怀集之间的交通员。翌年2月“春葩书店”遭敌人搜查,何定被捕。敌人从搜到的书信中排查线索,追踪到怀集,梁一柱在家中被捕押往梧州。梁一柱、何定面对敌人的威迫利诱,坚定不屈,惨遭杀害,他们用生命保护了党的秘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的安全。 

  据黄启滔的回忆资料提到,邓拔奇于1928年10月在香港告诉他:“在梧州有两个通讯处:一是在苍梧中学读书的侄子(名字忘了);二是一间银号某某店,店主是我的亲戚(街名、招牌、人名都忘了),都可以转信或联络”。 

  在革命的烽火岁月,地下交通联络站、地下交通员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党组织领导革命的坚强堡垒,是党组织冲破封锁秘密联络的生命线,是保护革命同志隐蔽、转移的港湾,是收集情报、运送物资的秘密联络点。邓拔奇在革命的过程中在两广地区建立起的交通站,为中央、广东省委领导广西的土地革命,为他辗转两广大地,指导两广革命,调配革命力量,保护革命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访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吴家仿同志 

  编者按:吴家仿同志是广东省肇庆市人,从1983年开始,先后担任肇庆地区行署副专员、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重要职务。作为肇庆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他比较完整地参加了肇庆经济腾飞起步阶段的工作,并亲身经历了肇庆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近日,本室工作人员采访了吴家仿同志,这位77岁的老人精神爽朗地接受了采访,愉快地回顾了1983年到1997年这个历史时期,肇庆是如何实行改革开放,大胆改革创新,从而取得了经济腾飞,社会全面进步的成绩的。 

  采访者:黄顺兴、李鉴坤、钟扬、冯泽波、朱芷君 

  采访时间:2015年8月3日上午 

  采访地点: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会议室 

    

  采访者:吴主任,您好。您曾先后担任过肇庆地区行署副专员、肇庆市副市长、肇庆市委副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这次对您的采访,主要是想请您回顾一下,1983年到1997年这个历史时期,肇庆地区(后改为地级市)全面开展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工作情况及其影响。 

  吴家仿:1983年到1997年,改革大潮席卷城乡大地。这15年,是激动人心的一个时期,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是肇庆改革开放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 

  当时,党委、政府着力抓拨乱反正,清左破旧,解放思想,将过去一些违背生产规律的情况纠正过来。以农村为例,一个家庭养5头三鸟就是社会主义,养5头以上就定性为资本主义,是要割尾巴的。请3至5名工人的,就叫帮工,请5名以上的就叫雇工剥削。进行商业活动,从广州购买货品回来肇庆,这就叫做长途贩运,投机倒把。这些情况都是有违于常理的。针对这些“左“的情况、旧的体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实行改革势在必行。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以农村为抓手,由农村逐步推进到城市,由农业逐步推向工商企业。 

  为清除“左”的路线,拨乱反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我概括为两个字。第一个方面是“放”字,就是放开经营、放开流通、放开价格。大家形容一“放”就“活”了。以前生产环节、流通环节比较封闭,管理很严格,大家积极性较低。例如,自从肇庆市放开了蔬菜和鲜鱼价格后,表面上好像提高了价格,但是由于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半年后价格反而降了下来。记得那时候,买米、买油、买糖、买衣服都需要凭票凭证的,属于短缺的经济模式,并没有体现出制度的优越性。政策一放开,经济就活起来了。农民充分利用自己的责任田和自留地去增加收入。当时候有句俗话:“青菜大蒜萝卜姜,那样赚钱就种那样。”通过放开经营、放开价格、放开销售、放开生产各个环节,让市场主体去经营,激活了市场,经济这盘棋活起来了。 

  第二个方面是“包”字,党委、政府主抓生产责任制的承包。大家形容一“包”就“灵”了。当时农村实行集体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存在着“吃大锅饭”的弊端。很多基层农村开始大胆尝试把体制改为小组承包和生产队承包。而城市商业则开始实行门店承包。工厂实行厂矿承包,这其中又包括全员承包、厂长经理承包、责任人承包等。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有效地盘活了肇庆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改革中越来越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要县沙浦镇农民陈志雄为了扩大承包经营鱼塘,雇工经营事件。1979年,陈志雄通过投标方式承包了8亩鱼塘。1980年,他开始跨队承包了141亩鱼塘。到了1981年,陈志雄继续扩大承包,承包面积共497亩。短短几年时间,陈志雄个人通过扩大承包经营和雇工生产的规模,年收入从6100元上升到了21540元。陈志雄“雇工经营”事件,不仅使产量提高了,社会财富增加了,还使承包者得利,发包单位收入也有了显著提高。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文章,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并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专栏,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讨论,共刊登了21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讨论开始后不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两名学者专程到陈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做调查,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该报告以“左”的观点认定陈志雄承包鱼塘与旧社会老板向地主投标承包、雇工经营的方式没有多大区别。1982年1月,全国生产责任制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会上印发了两位学者的调查报告,引起了激烈讨论。新华社一名记者以该份报告为基础,写成一份题为《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的内参,刊登在1月17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这份内参文章的出现,在中央领导层里立刻引起了高度重视。胡耀邦、万里、胡乔木、杜润生同志先后作了批示。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是:“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杜润生同志的批示是:“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这两份批示都是温和、商量的语气,留有余地便于调查研究后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经过对比,我认为“陈志雄雇工事件”比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事件”还要早,是全国首创承包制的典型,后来就此事专门来调研的学者也持相同观点。中央政策研究室吴象同志亲自到高要县调查时也充分肯定了这一事件。“陈志雄雇工事件”充分说明了拨乱反正、清左破旧、解放思想非常必要。不光是肇庆,全国的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有人认为此举是分田单干。支持改革的同志顶住压力,认为这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经争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2年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我在高要金利镇做了五年多镇委书记。记得那时候,在金利镇农村,村民们在省文化局、省作协工作队的帮扶下,到了8月还没有把禾苗收割好。这是因为村民们长期受到“大锅饭”、“平均主义”制度的影响,压抑了生产积极性。但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效果就大相径庭了。我把这种责任制的优点归纳为三句话:利益直接,责任明确,方法简单。一种责任制衡量它的好与坏,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利益越直接越好,责任越明确越好,方法越简单越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的责、权、利结合起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皆大欢喜。这种体制获得了新的生命,一直延续到现在。 

  农民打破“大锅饭”以后,机关、企业干部也开始打破“大锅饭”这种陋习制度。当时候在干部中有句顺口溜:“做又36,不做又36”。大家工作积极性较低。农村制度改革推动了公务员队伍制度的改革,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城镇工业、商业、外贸体制的改革。当时,我市外贸局下属有8个进出口公司,在旧体制下经营困难,举步维艰。在借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经验后,外贸局推行进出口目标经营责任制,把个人利益与工作绩效挂钩,根据下属公司提出的年度出口目标、完成产值、提高利润多少,来发放工资和奖金。过去我们购买手表、购买自行车等都是需要凭证明的。商业企业职工吃着企业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商业部门深感威胁,也跟着仿效改革,推行门店经营责任制、班组经营责任制、购销经营责任制。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物质财富最终要和人们的利益紧密结合。”通过“包”这种方式,从改革分配制度入手推进企业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现象,奖罚分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激发了企业的活力。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种改革方式的受益者。公司的前身是怀集汽车配件厂,成立于1971年5月,是国内最早从事汽车发动机气门专业生产的企业之一。公司开始主要生产汽车发动机气门,经营范围和产品比较狭窄,规模小,效益不高。后来,该厂工程师张弢等人与怀集县委、县政府签署产权承包经营合同,大胆锐意改革创新,由仅生产汽车气门扩展到研发生产商用车、乘用车、赛跑车、工程机械、发电机、船用发动机气门以及为国内著名整车及主机制造厂商提供配套生产服务。2001年,该公司再次改制,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由原来年创汇100多万美元提高到年创汇过亿美元。目前,公司的规模、产销量和出口量均居于国内气门行业前列,产品远销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中东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2014年2月,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肇庆市山区县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中国发动机气门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自1988年建厂以来,由于经营体制落后,调动不起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技术落后,设备不齐,濒临倒闭的危机。后来,四会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树华到互感器厂任厂长一职。张树华大力推进互感器厂改革,采取创新管理、技术突破、延揽人才、严格治厂、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等举措,使互感器厂一夜之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扭亏为盈,于2003年成功改制为民营企业。企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轨道,产值、利润和上缴税金每年都以15%速度递增。该厂生产的高原型互感器被用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神舟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和天宫一号实现航天飞行作出了贡献。 

  党委、政府摸着石头过河,抓好工商业的改制工作。几经探索,工业、商业实行全员承包责任制,由全体员工集体承包。实施某个项目的叫专业承包。后来更是实行注资经营责任制,由全体员工一起入股,让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的收入息息相关。针对各县(市、区)经济欠发达,党委、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迎难而上,狠抓外引内联工作,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引进来,加以吸收、消化、创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回顾这段历史,是国家最为振奋人心的时期,是生产力大解放的时期,也是邓小平理论逐步贯彻和落实的时期。我总结了一下,得出如下结论: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人还是这批人,但是破除了“左”和“旧”的东西,结果就不一样了。我到农村调研工作,了解到水稻亩产竟然可以达到900至1000多斤,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我在乡镇当书记的时候,曾经负责帮扶深耕了几年责任田,都没能达到这个产量。现在普遍都亩产过千斤了。只能说,路线不同,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当然了,懒政、庸政在改革大潮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采访者:市委、市政府为什么会提出兴建江滨堤路结合工程的?从奠基到竣工,该工程共花了多长时间?您可以谈谈兴建的过程吗? 

  吴家仿:我认为,江滨堤路结合工程是肇庆有史以來最得民心工程。平常日子它是贯通端州东西的通衢大道,洪水季节乃抵御洪魔入侵端州的牢固屏障,为市政建设历史写下了壮丽的诗篇。每年两会期间,回肇参会的香港政协委员谈起江滨堤路赞不绝口,认为这是一项当代受益、惠及子孙的工程。 

  市委、市政府为什么会提出兴建江滨堤路结合工程呢?西江岸边原来只是一条修建了20多年、高仅12米的石堤,9米为警戒水位。如果洪水漫过10米,堤边的天宁南路和风炉街顿成泽国。1988年8月底,西江河水暴涨。洪水已经漫过10.5米,虽然我们落下了堤坝闸门,由于石堤年久失修,不堪重负,堤身仍不时有洪水渗出。那时恰好是地改市后不久,适逢全省山区工作会议在我市召开,林若、谢非、叶选平、凌伯棠、卢钟鹤等省领导以及我省各级党政一把手共1000多人参加会议。省领导从崇禧塔出发,沿着堤围,一路走到厂排街视察水情。沿途不时见到堤身有洪水渗透,蚁洞、蛇洞、老鼠洞进水,情况危急。省委书记林若问市委书记陈邦贵:“在这里开会安全吗?如果会议进行期间,堤坝崩跨了就难堪了。”陈邦贵咨询我的意见,我答:“我是分管农业的,根据我的防洪抢险救灾经验,如果上游再没有新的洪水来,10.5米还是安全的。” 

  省会议结束后。市委、市政府研究分析,如果洪水再次漫过10.5米,堤围崩跨,不仅第一产业农业受损失,工商企业受损失,还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且洪水还会冲到下游的鼎湖。1946年,堤围崩塌,洪水甚至冲到了广州。加高加固堤围,不仅保护了肇庆、鼎湖,还保护了佛山和广州。肇庆城区东西狭长,南北较窄。贯穿城区南北方向的道路不少,但贯穿东西方向的只有一条端州路。根据肇庆的地情实际,我们提出了堤围、公路、景观有机结合的工程建设方案,堤路不仅能抵挡洪水入侵,而且令市容市貌、交通状况大为改观。我和市长唐广安到省里向副省长凌伯棠汇报工作并争取支持,凌伯棠副省长对这项工作非常赞赏,专门划拨了1500万元资金。机关干部、普通市民、港澳侨胞闻讯纷纷慷慨解囊,争相为堤路建设贡献力量。集腋成裘,我们一共筹得资金6500多万元。 

  1988年岁末,我市成立肇庆市堤路建设指挥部,由我出任总指挥(后因我要负责北岭山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改由副市长温树担任),市建委主任梁林盛担任常务副总指挥,组织力量,拉开了兴建江滨堤路的序幕。第一期工程从三榕峡到崇禧塔段合计长约5.2公里,堤宽28米。市水利局副局长孔祥华(后任市政协副主席)根据我市堤路实际,几经思考,权衡利弊,提出了工程采用高墙催填方法,即两边砌石墙,中间用抽沙机把沿江的河沙抽起来再覆盖上去,不断循环使其凝固,变成一条路。后来,云浮、四会、怀集、高要的堤路建设都是采用这个方法的。我们把堤路设计成上面行车,下面伸展向外做商场,集堤围、公路、景观、商业于一身,使江滨堤路发挥很大的社会效益,本地市民大受其益,外地旅客增添游兴。籍此机会还把堤路临时违建全部拆除。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精神,先移师西段,又挥师东进,1990年完成了客运站至阅江楼1.1公里的第二期工程。1991年9月底完了成渡口所至钢铁厂全程2.2公里的第三期的堤路主体工程。直到1994年江滨堤路建设工程全线竣工。 

  这个工程不仅捍卫了肇庆城区和鼎湖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间接捍卫了广州、佛山城区的安全,受到省委、省政府以及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好评。湖北、江西九江等15个省市的考察团前来我市“取经”,参观学习“堤、路、景、商”结合工程的成功经验。梅州市和广西梧州市的堤围就是模仿江滨堤路而建的。 

  采访者:市委、市政府为什么会有设立肇庆北岭旅游度假区这个构想?北岭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分几个步骤进行?对肇庆经济发展有怎样的推动作用?曾到北岭旅游度假区调研的国家和省级领导人对其开发建设作了什么重要指示? 

  吴家仿:肇庆地处广东省中部偏西,不沿海,属于山区市,没有大港口、大码头,交通基础设施和工业不算突出。肇庆冬天没有霜雪,夏天没有台风,几十年没有发生过地震,“林中有城,城中有湖”。北岭山、栏柯山、高要林场、万有林场约45万多亩森林包围着整个城市,人均拥有森林1亩左右,我在招商引资时向外推介肇庆是森林城市。西江河如一弯玉带在城区绕过。城中央星湖如一面明镜。江、城、湖、山、林组成了肇庆一道秀丽的风景线。我和市委书记陈邦贵、市长唐广安研究经济工作时提出,肇庆有得天独厚的景观资源——环境、森林、空气、水,丰盛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打好“人无我有”这张牌,充分立足本市实际,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旅游生态的路子,冲出山区。要用旅游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带旺城市发展,把产业和城市相结合,旅游和产业相结合。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的决策是对的,例如当时的大旺,产业十分丰富,但却没有城市效应。最后市委提出了建设旅游城市,把肇庆建设成为广州乃至珠江三角洲的后花园的宏伟目标。 

  市委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决定借助“人无我有”的旅游资源,突破发展瓶颈,冲出一条发展道路,做好北岭山开发这篇文章。具体采取了几条措施。 

  一是军民共建,邀请军队支持地方建设。1992年5月2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文批复了《北岭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方案》。我和市委副秘书长叶沃森到北京拜访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张万年。他们对开发北岭山旅游度假区振兴肇庆经济的思路非常赞赏。刘华清同志为北岭山旅游度假区题字:“建设大北岭,成为东方日内瓦。”几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也作了题字。广州军区部队官兵牢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使命,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对该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作战部部长蔡家作作了工作部署,派出了1200名解放军,配备工程车等先进设备进驻我市支援开发北岭山工作。 

  二是向外争取支持,大力引进外资。北岭山旅游度假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持续了4年,共引进了40多个项目,总投资额20多亿元,位居我市各县(市、区)招商引资工作之冠。香港10大富豪有8位来到北岭山旅游度假区视察投资环境。当时交通不像现在那么方便,没有高速公路,而且路况不好,去趟广州要花上4、5个小时。我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邀请8位富豪先从香港乘坐飞翼船到珠海,然后派市府副秘书长陈端、科长伍尚伟在珠海租了一台直升飞机,把他们接回肇庆。我陪着8位富豪乘坐直升飞机视察北岭山,富豪们被我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所深深吸引,纷纷表示看好肇庆的投资环境。新鸿基证券主席冯永祥当场拍板,投资700万元把湖滨酒店改造成30层高的商住大楼。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决定在肇庆市电子厂地块(现星湖湾小区附近)投资搞开发。冯永祥对我说:“广州—东莞—深圳—香港,广州—肇庆—江门—珠海,就像英文字母的“A”,中间如果能连接起来就更棒了。肇庆在珠江西岸,以旅游为龙头,吸引人才,发展工业,壮大经济。”这与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提出的“珠江西岸产业带”的理念不谋而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项目的发展耽搁了,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可惜。一业带百业,以旅游带动产业,以产业兴旺城市是可行的。好像广西的桂林市,国家计委一个司长来挂职做了市长后,多方筹措了300多亿资金,加大了环境保护的投入,完成了污染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城市绿化和漓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修建及拓宽了一批公路和街道,使桂林市的旅游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旅游业在桂林市国民经济系统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第三产业中的第一大产业,带旺了整个桂林市的经济发展。山清水秀、历史悠久,这是上天和祖宗留给肇庆最大的财富,也是肇庆在广东省内得天独厚的优势,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不仅要保护好它,还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去发展经济。大力发展轻工业,以旅游为龙头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兴旺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保护好了,外地人才会来投资置业,人才也回来创业。“良禽择木而栖”就是这个道理。肇庆市委、市府于1997年底作出了“用五年左右时间将肇庆建成花园式风景旅游城市框架”的重要决策。 

  北岭山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受到了众多来肇视察的国家领导人的称赞。华国锋同志对肇庆的森林、空气、水、风景赞不绝口:“我到过不少城市,有这么美丽的风光、良好的生态环境,真是少见。越看越美,很迷人,像珍珠一样的盘景。你们要保护好现在的环境,这可是你们的财富。”1996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视察了北岭山旅游度假区后说:“你们可以利用风景秀丽、环境宜人作为一张名片,吸引人才,聚集人才,发展工业,以景引人。”1992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实地考察了北岭山旅游度假区的筹建情况并题词。田纪云强调:“你们要把规划搞好,不要随便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参观时建议更名为“广东七星岩旅游度假区”并题词,谢非指出:“你们以旅游为龙头,我看是走对了路子了,肇庆就是要建设成为花园式风景旅游城市。你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丢了这个特点就不是肇庆了。” 

  采访者:市委、市政府设立肇庆北岭旅游度假区很有意义,思路很超前。现在多项工作都是你们以前工作思路的延伸。如建成北岭山森林步梯公园,正在建设中的七星岩北门广场,龟顶山、羚山生态公园,下湾湿地公园等项目。市民不仅可远望山水,也可亲近湖泊林地。更重要的是,公园绿道、街头绿地、社区游园等保证了居民大量的活动空间,让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 

  吴家仿:优良的自然环境是肇庆人的骄傲,要保护好山清水秀的美丽肇庆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至于肇庆是否应该以旅游业作为龙头呢?!思路决定出路。我始终认为,肇庆市要从山区中突围,走上经济发展快车道,不能盲目跟风、盲目模仿其他城市的发展轨迹。惠州有中海壳牌石化,湛江有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和港口优势,珠海有高栏港。与之相比,肇庆市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大港口、大交通的优势,却拥有优美秀丽的风景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不以牺牲自然和人文环境作为代价的原则,加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实施“青山、碧水、蓝天、绿地”工程,让肇庆的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碧。把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结合起来,深入挖掘城市自然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提高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以旅游业带旺城市的经济发展。 

  采访者:还有一个问题,请您谈谈山区横向经济的发展情况。 

  吴家仿:乡镇企业发端于家庭工业。当时城乡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发包,二是加强工业。市委、市政府主抓家庭工业,专门成立了市经济协作办公室负责管理。在1985年和1986年,市委、市政府先后三次组团去浙江省温州市取经,分别由地委书记带领各县(市、区)书记,行署专员带领各县(市、区)县长(区长),我率领各县(市、区)分管副县长(副区长)和民营企业家共50多人前往参观学习。温州市的家庭工业发展迅猛,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做。他们采取的是“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前面是门店,后面是工厂,5、6名工人在工作。那时候,温州市纽扣产量占了全世界的70%。通过参观学习,肇庆市委、市政府深受启发,决定开始发展家庭工业,逐步在有特色的地方推广。云浮主推石材工业,从腰古镇到镇安镇公路两边开设了过百间石材厂,使之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石材市场。买石材到云浮,产品辐射全世界,家喻户晓。高要金利镇发展以家庭为主的五金业,主要生产落地弹簧、窗撑和锁,并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由生产普通锁发展到生产指纹锁、数码锁、声控锁。辉煌时期全镇共有1700多家五金企业,获得了“中南五金之乡“的美誉。金利的五金企业还通过内联,联合香港、佛山南海和顺德等企业横向发展,寻求更高的效益。生产要素怎样发挥人和家庭的作用呢?我认为,家庭是农村和乡镇企业的细胞,激活了细胞才有活力,人的积极性自然提高了。 

  采访者:作为肇庆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你对改革外放有什么体会? 

  吴家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布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我认为四条基本经验很重要:1、解放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着眼全局,坚持把农村改革发展放在重中之重。3、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坚持走对外开放之路。4、立足国情,坚持渐进式改革开放的路子。 

    

    

  甘洒热血为人民的武工队队长黄凡元 

  黄凡元,原名黄醒宗,曾用名黄飞、黄辉。1924 年 8 月,出生于怀集县甘洒乡罗密村的一户农民家庭。 

  黄凡元 7 岁进私塾读书,老师常给他讲邓拔奇在甘洒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与地主作斗争的故事。黄凡元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8年,黄凡元考进怀集县立中学。在学校里,他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习刻苦认真,品学兼优,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中华大片国土沦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外敌的暴行和国内反动政府的腐败,满怀爱国热情的黄凡元决心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当时,在怀集中学任教的中共党员曾诚、甘文绍为更好地推动怀集的救亡运动,在学校秘密地组织了“救亡读书会”。黄凡元、黄江等一批进步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通过阅读《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进步著作和报刊杂志,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1939年秋,黄凡元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怀集抗战后方服务团”,担任北区(包括泰来、中洲、连麦、下帅等乡)小分队的负责人。亲自带领队员深入到各乡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公演抗日话剧,并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募捐活动。翌年春,黄凡元和另外两位同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黄凡元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免试进入广西平乐高中就读。在校期间,黄凡元与黄江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中共平中支部,直属中共广西省工委。他们在校内组织“读书会”和“时事辩论会”,组织平乐中学的进步师生秘密阅读进步书刊,谈论时局,与“三青团”反动分子作斗争。1942 年夏,黄凡元发展了上海籍的学生张植年入党。 

  1944年春,黄凡元高中毕业。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安排他返回怀集,在县简易师范学校当文牍,负责学校的公文起草和书信收发工作,以公开、合法的职业作掩护,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同年 4 月,中共怀集县特别支部成立,卢蒙坚任特支书记,黄凡元是特支成员之一。7 月,曾任中共怀集县委书记的林鹤逸遭敌人搜捕,黄凡元指派怀中进步学生廖辽、邓军等冒死相救,使林鹤逸脱离虎口。两个月后,侵华日军从清远进犯怀集。黄凡元等中共党员着手组织武装队伍阻击日寇,后因日军只是途经怀集开往梧州,建立武装之事未竟。而国民党怀集县政府却藉此而向民众虚报耗资损失之数目,企图发国难之财。黄凡元闻之,马上组织几位党员印发《人人看》小报,将当局的丑行公诸于众。顷刻之间,县民怨声鼎沸。 

  1946年3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为了解广东党组织的情况,派黄凡元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附中当文牍。在那里,黄凡元很快与怀集籍的中共党员陈应祺(即陈枫)接上关系,两人秘密编印了《洊江》小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呼吁民众起来反内战。该报寄回怀集,进步的青年学生争相传阅。是年暑假,一批怀集高中毕业生聚居在广州市小北路小石新街 21 号,准备报考中华文化学院。黄凡元、黄江等人经常到此与学生谈论国家大事,勉励他们以革命事业为重,投身解放斗争。经过发动,植启芬、龙跃如、刘绍东等 13 人进入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香港达德学院学习,为后来怀集武装斗争的开展造就了一批得力的干部。 

  黄凡元在广州的频繁活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1946 年冬,中共广西省工委为着安全起见,将他调回广西昭平县黄姚中学工作。在校内,他和林木(植衡山)成立了党小组。为开展地方武装斗争,他负起宣传教育群众、发动组织群众的责任。 

  1947年初,黄凡元利用学校放寒假之机,先后三次到连麦陈桂文(与黄凡元是同学)家,商讨建立西、北、东三区地下交通站诸事。不久,连接冷坑、岗坪、泰来、连麦、甘洒、洽水等乡的交通线建立起来了,对沟通各地的情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几个交通站一直坚持到 1948 年春。 

  6月,黄凡元参加了钟山县英家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调到桂北游击区工作。同年 8 月,党组织又将他调往广东西江游击区,任怀东武工队副队长,与黄炎率领武工队战斗在怀集东区和广宁四雍等地。10 月 21 日,黄凡元带领武工队包围了怀集甘洒罗密村“宥孙祠”,逮住了黄自强、黄其合等 4 名反动分子,并就地处决,狠狠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12 月,屡立战功的黄凡元被粤桂湘边部队司令部升任为武工队队长。此后,武工队在黄凡元的指挥下采取“时分时合、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到处打击敌人,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1948年2月9日晚(农历除夕之夜),黄凡元率领武工队积极配合冯光的“飞雷队”夜袭罗密的“宥孙”、“六公”两祠驻敌。毙伤顽敌 20 多人,俘敌 80 人,缴获各种枪支弹药一批。这次战斗的胜利,为“桂东独立团”挺进广西东部地区扫清了障碍。 

  8月29日,黄凡元率领武工队到甘洒的钱村、罗密等村筹粮。黄凡元与李月等组成一个小分队深入到罗密,被敌人安插在那里的“坐探”黄家扬发现,便向敌人通风报信。黄凡元等 4 人被敌包围,只有黄焕一人突围脱险,而黄凡元与战友李月、黄木兰因负伤不幸被捕,押至“宥孙祠”。敌人为了得到游击队的消息,对他们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但敌人从黄凡元他们口中得到的只是“不知道”三个字。凶狠的敌人首先对黄木兰、李月施毒手,两位战士被砍头挖心。一个敌头目拿着血淋淋的人头来到黄凡元跟前,恶狼狠地说:“如果你不说,这就是你的下场!”黄凡元忍着极大的悲痛,严词斥责:“怕死的就不是共产党员,要杀要剐请随便!”穷凶极恶的敌人最后将黄凡元杀害了,并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到县城街头示众,真是惨不忍睹! 

  黄凡元牺牲时年仅 24 岁。他那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甘洒热血为人民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征研二科) 

    

    

  任弼时与红军时期的电讯工作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湘赣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也是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高度重视电讯工作,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重视电讯队伍的建设,并具体指导电讯联络和侦察,为发展我军的电讯事业,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尊重人才、爱护人才 

  1933年5月,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中央苏区来到湘赣苏区,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任弼时对电讯工作极为重视,把电台当宝贝,更尊重人才,爱护人才,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任弼时到达湘赣苏区时,正赶上“肃反”。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肃反”严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好同志。任弼时对“左”倾错误有所抵制,并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保护了许多干部,其中就有一些电讯的技术人才。 

  江文当时任军区无线电中队的政委。1934年5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突破永新防线向城区发动进攻,省委与军区机关紧急撤退,却没有来得及通知无线电中队。江文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带着电台与人员向城北撤退,两天后才与军区机关会合。人员没有损失,电台也保住了。这本应立功授奖,但当时却有人告他的黑状,说他“动摇,想逃跑”,保卫局也准备逮捕他。当时的“肃反”已丧失了理智,无须任何证据,就可以随意杀人。 

  任弼时听了,非常气愤,对保卫局的负责人说:“如果江文同志真想逃跑,就不会拼死带人突围,更不会再来找我们了!我认为不应该怀疑他,起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任弼时想了想,又补充说:“此事由我处理吧。”随后,他把江文叫来,说:“我是了解你,信任你的。但有人说你的坏话,说你不可靠。在这种时候,还是采取主动为好。你马上召集电台的全体人员开个会,就说因有人怀疑,已向任政委辞去了中队政委的职务,到小电台当队长,主要做技术侦察工作,欢迎同志们的监督考察。” 

  江文当然明白任弼时的用心,立即按照他的指示办了。果然,保卫局没有再追究。不久,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到湘黔边界,任弼时又把江文叫去,命他继续担任无线电中队的政委。屈指算来,距他去职仅有3个月。 

  对于这件事,江文始终不能忘怀。他称任弼时是“救命恩人”,说,“没有弼时同志,我早就见阎王了,我的生命是弼时同志挽救的。” 

  红军建军初期,无线电技术人才奇缺,从事电讯工作的人员,除了红军自己培养的少数人外,主要依靠起义和被俘参军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通讯、技术侦察和接收新闻等工作主要靠他们来完成,培养技术骨干也靠他们当教员。当时,“左”倾领导人对这些人员持怀疑、歧视的态度,与之相反,任弼时深刻地认识到技术人才对我军电讯事业的重要性,千方百计地征集技术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管是来自哪一方面的,都不分亲疏,不分彼此,一视同仁。 

  王永浚曾在湖南军官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国民党部队服役,担任无线电队队长,1933年5月在作战中被俘,参加了工农红军。在参加红军的半年里,他就负责训练了两期报务员。任弼时知人善任,得知王永浚的情况后,立即把他调到省委,不久,又调到六军团司令部,让他专门从事电讯侦察工作。王永浚没有辜负任弼时的信任,经过认真研究,终于破译了敌军的密码。 

  长征途中,王永浚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很虚弱。任弼时决定分给他一匹马,每月补助十块大洋,让他买营养品,还派了公务员照顾他。这使王永浚非常感动,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论是作战还是行军,每到一处,他总是要完成任务后才肯休息。 

  为了调动起义和被俘的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中革军委决定按技术等级每月发给津贴,夜班还有夜餐费。那时,红军的口号是“官兵一律平等”,一般红军战士都是没有津贴的。任弼时也和战士一样,每天只有5分钱的菜金,有时还得不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不怕别人讥讽,对电讯人员给予特殊照顾,是需要胆识与魄力的。 

  任弼时待人和蔼可亲,从来不摆架子,对电台技术人员更是关怀备至。 

  肖荣昌是个无线电中队的“红小鬼”,当时才15岁。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尽管任弼时貌似严肃,又是中央代表,很有威信的,但我们一点儿不怕他。机要科和侦察分队的工作房是任弼时随时出入的场所,有时他来询问工作情况,有时他与我们坐一条板凳随便聊天。他常问:“敌人电台出来没有?”“听到听不到?”当侦听到一个重要情况时,他常会喊你的绰号表扬两句。我们有时困得不行,侦听时忍不住闭上眼睛打个盹,给他遇上了,就在你肩膀上轻轻一拍,当你蓦然惊醒,不好意思时,他便喊声:“小鬼,以后注意!”也就了事。 

  译电员谭天哲对于任弼时的关怀爱护,始终充满感激之情。在红六军团长征的途中,谭天哲先是患疟疾,后来又拉肚子,病了将近半个月。一天要翻越一座大山,他掉了队,掉到全军的最后尾。当时,他全身无力,寸步难行,心里非常着急,害怕落到紧追不舍的敌人手里,更怕敌人抢走身上背着的电报密码。幸好收容队来了,他的叔叔看他走不动,就扶着他走,但谭天哲没有一点力气了,就把密码拿出来,说:“把它交给任弼时同志,告诉他,我实在不行了。”谭天哲喘了口气,接着说:“你走吧,不然我们两人都要被敌人杀掉。特别是密码,非常重要,绝不能被敌人拿去。” 

  他叔叔见此情况,只好说:“我先走了。” 

  不一会儿,马夫老曹牵着一匹棕黑马来了,原来任弼时获悉谭天哲掉队了,就叫老曹用他的马来接谭。谭天哲万分激动,骑上政委的马,很快赶上了队伍。 

  精心指导、破译密码 

  任弼时到湘赣军区后,发现红军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中革军委的通报和侦察员的报告,前者速度慢,有时还误传;后者侦察范围有限。任弼时清楚,仅靠这两种手段很难做到“知彼”,因此下决心开展无线电侦察。 

  任弼时对江文说:“你们先把敌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和进攻湘赣的主力第一纵队刘建绪及其所属6个师的电台联络情况搞清楚,对第二纵队3个师也要注意,把他们的往来电报收下来,搞清电报是谁发给谁的。这些工作完成后,你们就将收到的电报送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来研究破密的问题。” 

  按照任弼时的指示,江文立即集中精力破译敌人密码,除定时执行联络任务外,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侦收敌人的电报。任弼时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并进行具体的指导:你们把敌台主从关系搞清了,这很好,敌人上下级之间发报,一般有固定的格式,掌握了它对破密有利。如刘建绪给何键的电报开头可能是“西路军何总司令鉴”,最后可能是“职刘建绪”和日期、时间。我们可用先破两头后取中间的办法试试看。 

  任弼时还强调:明码电报本上的常用字,你们要熟记三至四千个,为破密打好基础。 

  在任弼时的直接参与和具体指导下,红军很快就破译了敌人的一种密码。这样,在情报方面,红军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愚蠢的敌人从来没有怀疑他们的密码出了问题。因此,常常有这种怪现象,敌军司令部发给其师长的电报,却同时出现在任弼时的案头。红军既知己又知彼,焉能不打胜仗? 

  沙市之战就是因情报而取胜的典型战例。是役,红六军团于战前侦破了敌人电报,掌握了敌军经过沙市的时间,预先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和打援,因而,取得歼敌600余人、俘敌1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并俘敌旅长侯鹏飞的重大战果。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湘鄂川黔苏区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龙家寨、陈家河、桃子溪和忠堡歼灭战等,都是因无线电侦察中获得情报才打了胜仗。 

  由于破译了敌军的密码,红军还几次化险为夷。1935年8月,红军主力出击到津市地区,总指挥部设在大堰挡。傍晚破译了敌方电报,获悉敌机于次日凌晨要轰炸大堰挡,任弼时立即建议转移,当晚总指挥部向西转移了几十里。第二天早晨敌机围着大堰挡狂轰滥炸,如果没有侦截敌人电报,后果不堪设想。 

  培育骨干、壮大队伍 

  1934年8月,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西征。在无后方的情况下,跨越湘、赣、桂、黔数省5000余里,突破数倍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历时78天。在严峻的形势下,情报工作更显得重要,因此,在整个西征期间,任弼时都让电台随他行动,须臾不可分开,白天行军一起走,夜晚宿营同屋住。 

  10月之4日,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六军团,终于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任弼时与贺龙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是当事者,又有谁能体会到他们当时的激动心情呢! 

  贺龙激动地说:“二军团有两年多的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弄得我们好苦啊!今后对电台一定要保护好,就是部队损失一个团,也得保住电台!” 

  任弼时也说:“你们两年多与中央失去联系是一件痛苦的事。我们与中央失去联系近3个月了。怎不令人焦急呢?” 

  任弼时得知红二军团电台坏了,马上决定将六军团仅有的两部电台调一部给二军团。不久,两军密切配合打了会合后的第一个胜仗——龙家寨战斗,缴获了敌人一部电台,这样,六军团又有两部电台了。于是,任弼时决定组建侦察小分队。从无线电大队挑选经过考验、觉悟高、技术全面的张有年为队长,任命机要科长龙舒林兼分队政委,并选送4位精干的报务员。1935年1月,侦察小分队正式成立了。分队直接由任弼时领导,行军宿营都紧随任弼时政委行动。此外,对侦察分队人员、器材等都从优保障:挑负机器的运输员,由从部队挑选身强力壮的战士担任;专门派一个班保卫侦察分队安全;给侦察分队配备马匹;选配能力强的司务长管理生活。 

  侦察小分队成立后,任弼时常对电台人员说:“战争要胜利,需要知己知彼,你们的工作主要是‘知彼’,你们把敌情弄清楚了,我们就好下决心了。”1935年6月,红二、六军团采取“围攻打援”的战术,将敌人包围在宣恩县城,而主力则隐蔽在城南10公里处,准备打援。敌人能否按照我们的计划钻进“口袋”,是任弼时与贺龙最关心的问题。部队正准备出发时,机要科长前来报告:电台截获了敌人的一份密码电报,正在破译。任、贺喜出望外,马上来到电台旁边,见电报员正在伏案译报。 

  任弼时对贺龙说:“你先走,我等电文译出就跟上来。” 

  贺龙表示同意,临走时又要警卫排多留几个人保护政委,并再三叮咛:“要是遇到紧急情况,背也要把政委背回来。” 

  贺龙上路不久,任弼时策马奔来,兴奋地说:“敌人上钩了,张振汉部奉命来解宣恩之围。” 

  贺龙高兴地说:“这个情报来得太及时了,真是及时雨啊!” 

  任、贺一声令下,部队连夜急行军130里,直奔忠堡,在大路两边设下埋伏。敌人果然钻进了“口袋”,经过激战,全歼敌人师部和一个旅,敌师长张振汉也当了俘虏,后来还参加了红军。 

  这一仗还有个了不起的收获:俘获了敌军的电台。忠堡歼灭战开始之前,江文向任弼时建议,给被围之敌发一份明码电报,告诉他们如果保管好电台,可受到红军的优待。任弼时立即采纳这一建议。战斗结束后,红军缴获了两部完整的电台,而且备用零件也一样不少;更重要的是敌电台全体人员经动员都参加了红军。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这些同志成长很快,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如此,这些人除一个报务员在长征中牺牲外,其余都成了我军的通信骨干,其中有一位在解放后还担任了国家邮电部的副部长。 

  由于任弼时特别重视电讯工作,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红二方面军的电台已发展到8部,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功勋。 

  (摘自《党史博采(纪实)》 2007年11期) 

    

    

  刘伯承崇“严”尚“实”为人民 

  开国元帅刘伯承毕生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他学识渊博、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纯真务实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军民的衷心爱戴和钦佩。真可谓“将军爱人民,人民敬将军”。 

  “关心群众的利益可不是小事情啊!”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刘伯承下部队检查工作。他来到一个旅的司令部,这个旅的领导都下基层了,旅部值班员快步迎上去:“报告师长,我是值班员——作战股长刘鹏旭。” 

  刘伯承很随便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和刘鹏旭搭起话来:“现在,部队都转到哪几个地方住下啦?” 

  “三个团都在武乡拐一带:两个团在山上,一个团靠河边。” 

  “部队是喝哪里的水呀?是饮河水,还是井水?”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刘鹏旭的意料之外,不由得愣了一会儿,便大而概之地回答:“一个团是饮用河水,另外两个团基本上都用老百姓的井水。” 

  刘伯承认真地询问:“那两个团,到底有几个连是用井水的?不能只是基本上,要搞清楚。” 

  “嗯……”刘鹏旭有点“卡壳”了。 

  “回头再了解一下罢。”刘伯承沉思地说,“你知道吗?这一带老百姓喝水很紧张,真是滴水贵似油啊,部队喝水的事情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千军万马,围在人家的小水井旁边喝,老百姓怎么办呀!” 

  刘鹏旭听了连连点头,脑子里不停地转着:师长赶来这里,就是为了吃水的事,他真是时刻关心着群众的利益啊。 

  刘伯承继续叮嘱说:“告诉你们旅长,部队不要与民争水。那是人家老祖宗留下的。我们要照顾群众的利益。”略作停顿,刘伯承进一步阐释和建议道:“越是战争环境艰苦,越要注意到这一条。那两个团不要再喝井水了,小伙子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到漳河里去挑,把井水留给老百姓喝。”刘伯承讲完,站起身来,又语重心长地叮咛说:“刘鹏旭同志,要跟部队传达清楚,关心群众的利益可不是小事情啊!” 

  刘伯承总是这样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保护群众的利益,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整个部队。 

  每次行军、作战,他总要大家“脚下留情”,不要踩倒老百姓的庄稼苗。当看到行人把麦田踩成小路的时候,他便督促部队把道路修好,保全老百姓的麦田。当知道鬼子拉壮丁的时候,他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当听到日本强盗烧毁房子的恶劣行径后,他马上就提出挖窑洞来帮助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当发现有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人和事时,他总要严肃地提出批评和指责。 

  有一回,骑兵班护送刘伯承去开会,在一个村子里停留期间借了老乡一个箩筐喂牲口。结果,牲口把箩筐啃了一个洞。他看见以后赶紧掏钱给警卫员:“快找老乡赔个礼。照价赔偿。”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年腊月,在河北省邯郸市邱县香城固战斗以前,恰好赶上过大年,为了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刘伯承亲自布置部队搞好警戒,又指挥部队从侧面把敌人“牵引”到偏僻的深山沟,保护老百姓到枣林里包饺子吃。乡亲们都念叨着说:“不是刘师长派队伍站岗,俺们哪能吃上饺子过大年啊!” 

  刘伯承就是这样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永远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他在一次题词中写道:“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他还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1942年,当小女儿诞生的时候,他还依着“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给女儿取名叫“密群”。 

  “把门板还给老乡” 

  1945年初秋打响的上党战役中,有一段时间,刘伯承司令员的指挥部设在长治市黄碾镇一家老百姓的房子里。由于条件十分简陋,时间紧迫,战事紧急,此房子的门板便只好应急地被电话员拆卸下来临时作了电话台。刘伯承经常在电话上布置任务、指挥战斗,繁忙得很。再苦再累老首长倒是都扛得住,就是从外边飘进来的秋雨常常把他的衣服淋得湿漉漉的这件事,令警卫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生怕老首长哪一天被连绵不断的秋雨淋病了,这可是万万不行! 

  眼看几天过去了,警卫员急中生智,连忙找了一位老乡商量好摘下他家的门板,堵到指挥部的门口。 

  这件事很快就被刘伯承发现了,他问警卫员:“门板从哪里搞来的?” 

  警卫员如实回答:“从老乡家里借来的。” 

  刘伯承继续追问:“借来门板堵到门上为了啥?” 

  “为了堵住从门外飘进来的雨水,看你这几天来的衣服一直是湿的。” 

  刘伯承一脸严肃地对警卫员说:“为了给我堵风雨,难道就不怕老乡家进风雨?快把门板还给老乡。” 

  警卫员还是站在那儿迟迟不动。 

  刘伯承口气有些硬了:“小鬼,我命令你,马上把老乡的门板送回去。” 

  警卫员最后只好遵命把门板还给了老乡,并诚恳地道了歉。 

  可是,那个老乡等警卫员走后,又把门板扛到肩上向指挥部走去…… 

  不争功抢名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转战黄河两岸,陇海铁路南北,执行“大踏步机动,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扩大了解放区,保卫了人民的和平生活。 

  1946年11月,蒋介石责令王敬久、王仲廉两兵团打通平汉线,叫他们一路从东面经菏泽、郓城、鄄城、濮阳、清丰至大名;一路从西面北上经林县、安阳、临漳至大名,然后直驱邢台,与孙连仲会师,回头再取邯郸。刘伯承亲自指挥了鄄城之战,全歼蒋匪军刘汝明部68师119旅,活捉了旅长刘广信及其官兵5500余人,缴获美制榴炮8门。蒋介石这个“运输队长”帮我们建立了一支炮兵部队。紧接着,11月中旬我军又集中兵力消灭了聚集在滑县上官村之敌41师104旅,邵尔寨的47师125旅及河北保安12纵队等部,俘虏敌104旅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元,保安纵队长何冠三以下官兵8000余人。经过这两仗,蒋军损失四个半旅,迫使妄图北犯之敌纷纷向南撤退,蒋介石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怎样评价这次战役的胜利呢?刘伯承总结这次战役时反复强调:“我们的胜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国民党想到我们老区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想引我们到老区去作战,我们就在他屁股后头一捅,他就不得不乖乖地退回去。我们正是因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才取得了消灭敌人四个半旅的胜利。”其实,知情人都明白,刘伯承面对当前的敌人总是从容镇定、周密细致地对敌情进行分析,机动灵活地歼灭敌人。滑县战役就是个突出的战例。他指挥部队避开敌人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于不顾,以猛虎掏心的战术,历时4天5夜,纵横80余里,接连攻克近百个顽固据点。我军所向披靡,战绩辉煌,可是亲自指挥了这场胜仗的刘伯承却就像刚刚做完一件他应该做的普通的事情一样,谦虚、谨慎地又去计划下一仗的打法,从没有摆过自己的功劳。他把这一切都归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人民的积极支援。 

  1947年元月初三那天,军邮快件送来了一周间的报纸。刘伯承打开报纸,被一篇短小的消息报道吸引住了。记者写道:“我在冀鲁豫的小张庄小学,看到几个小学生都在写‘刘伯承将军’五个字,正楷,写得满好。他们的许老师对我说:‘庄子上自从听到陇海路大捷以后,学生们都自动来问我刘伯承将军这几个字怎么写法,我给他们专门上了两堂写字课,现在都会写了。’接着,许老师又说:‘我校最近开了一个讲演会,两个学生讲得很是好。一个叫李广的小同学说:咱们解放区好像一堆米。蒋军像偷米吃的老鼠。刘司令把一些米放在老鼠笼里,不知死的老鼠还要来偷吃米,结果刘伯承司令把老鼠关在笼里了。现在已经关住了好几万老鼠……另一个叫许德福的小同学说:咱们解放区像一口大油缸。蒋军像偷油吃的老鼠。刘司令的战法是盖油缸。老鼠爬在油缸口上,伸长脖子偷油吃,刘伯承将军突然盖上了油缸,老鼠心一慌就掉到油缸里去了。整三师的赵锡田就是掉进油缸的大老鼠……’” 

  刘伯承读着这篇报道,哈哈大笑说:“好,好,米笼、油缸……好比喻,好大的笼子和油缸呵!几万老鼠都掉进去啦!哈哈!你们都来看呀!” 

  参谋、警通人员闻声跑了来,刘伯承把文章给大家看,人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司令员趁兴嘱咐秘书和参谋同志说:“要立即带信告诉那位许老师,不要光教学生写‘刘伯承将军’那五个字呵!要写‘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让孩子们知道‘大笼子’‘大油缸’就是人民群众!……” 

  面对自己领导部队取得的一个接一个的胜仗和成绩,刘伯承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1947年6月3日,中央军委下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6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接此命令的当天,野战军政治部发出《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大纲》,在全军进行战略进攻的宣传动员。1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安阳附近的万林召开纵队首长会议,部署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就在刘伯承紧张地领导野战军准备战略进攻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派出代表把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送给刘伯承同志。 

  刘伯承婉言谢绝了这块横匾。他谦虚地对代表们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老百姓给吃给穿给人,军队就不能打仗。我们感谢人民的大力支持,咱们前后方要更加团结一致,把敌人尽快消灭干净!” 

  以上这一番朴实无华的语言,是刘伯承的世界观的真实反映。他经常教育干部:“我们有的干部认为这个胜仗是他打的,那个胜仗是我打的;这个地区是我开辟的,那个地区是他开辟的。实际上,群众不参军,你哪来的军队?农民不给送粮食,你哪来的饭吃?工人不做衣服、造枪炮,你不穿衣服、没有枪炮怎么打胜仗?群众不组织团体,不选举政权,你那个地区怎么能开辟成功?所以,一切功劳都应归于劳动群众,我们自己不过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解放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这样一个条目,开头是这样写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其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 

  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事先要向群众讲清目的 

  襄垣县解放后,部队为了防止阎军的再次入侵,动员军民1万余人开始拆除城墙和碉堡。群众虽然都踊跃参加了这一拆城墙的工作,却对工作的意义并不是十分了解。 

  时任襄垣县县长的崔维庭在视察拆墙工作时,遇到了正在和老百姓一同劳动的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等几个领导同志。刘伯承见县长来到现场,便拍了拍了手上的灰土,笑着迎上来与他握手打招呼说:“县长同志从哪道而来?”崔维庭说:“由北城门转到西城门,由西城门再转到南城门,计划转上一圈,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刘伯承说:“我们是从部队那边由西向东转到这里的,情况知道了。你发现了有什么问题吗?”崔维庭说:“部队比地方民工干劲大,进度快。地方上的民兵最快的是拆完垛口,而部队上的同志拆得离地面只有四五尺了。”刘伯承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崔维庭没有回答上来。 

  刘伯承说:“部队为什么干劲大、进度快呢?一是因为他们搭梯攻城,饱尝了城墙的害处,怕阎军再来固守;二是邓政委把拆墙的重要意义向战士们作了动员。你俩看,东城墙的垛口都还没有拆完,我和政委问了几个老乡,他们都说:‘成物不可毁坏,只能修补不能拆毁。一个城没有城墙,还算什么城。再说日本投降,阎军垮台,咱们八路军住在这里,好守难攻,干嘛要毁坏它呢?’因为大伙对拆掉城墙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所以干劲不大。我和参谋长给这一片的老乡讲解说:城墙是豪绅贪官、地主恶霸的护身墙,是我们劳苦大众的囚禁所,是套在咱穷人脖子上的铁锁链,我们不毁掉它,阎军再来固守,咱们再打,损失就更大了。再说拆掉城墙对我们将来扩大城市、开展建设都是大有好处的。这样通过解释、发动及向群众说明城墙对他们的害处,大家的认识自然就提高了。你看,这一片的群众干劲有多大。今后你们不论做什么工作,事先都要向群众讲清楚目的与意义,使他们从思想上真正提高认识,工作才能干得好,干得快。我们不能逼群众,强迫人干事是不行的。我看你们组织一些同志,分别到各处去进行发动和宣传,或者组织几个代表人物到干劲大、进度快的地方去亲眼看一看,学习点拆除城墙的办法,互相交流交流,会对工作有很大促进的。我的意见不一定对,请你考虑。” 

  通过这件事情,人们深深领教了刘伯承联系群众、深入调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经验、全面推广的工作法宝。 

  “我们人民的军队是穿军装的人民,可绝不能忘本啊!” 

  1946年8月,在冀鲁豫战场上。前方的仗打响了,运输任务格外的紧张繁忙。有一天,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队因公向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邓首长和李达参谋长亲自逐个检查以后,认为这次公差只需要17辆大车就够了,立即督促直属队退回去8辆,还严肃地批评他们不该多要。 

  在这么紧张的战斗中,刘伯承同志亲自过问几辆大车的事,这是为什么呢?他在直属队干部会上说:“同志们千万不要小看多要几辆大车的问题,这是有关军民关系、军民团结的大问题,”说到这里,他指着旁边的断壁残垣说:“同志们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人民生活很艰苦。人民为了支援前方,真是舍生忘死地支援我们打胜仗。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支援,我们的自卫战争就不能胜利。在这方面,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起带头作用。干部好比是骨干,一定要与群众血肉相连,不然就是骨髅呢。我们人民的军队是穿军装的人民,可绝不能忘本啊!” 

  刘伯承一席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的提醒和教导,让大家终身难忘而受益无穷。 

  以艰苦朴素为荣,极力反对搞特殊化 

  1947年11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部队指战员,一定要和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斗争。同时,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群众的作风,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这时,在多次讨论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的会议上,刘、邓首长一再指出:“必须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必须坚持反对浮夸、浪费、奢侈、铺张、不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就为党为人民造福万代;否则对党对人民就遗害无穷。”并进一步指出:“华北八年抗战的经验十分宝贵,谁个部队、谁个地区艰苦朴素,谁个部队、谁个地区就与人民有好的联系,谁个部队和地区就能发展、巩固,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就更大。由于人民对我人民解放军有高度的信任,所以部队所到之处,地方及人民都常常以部队的习尚为习尚,随着部队的作风而转移,地方及人民对于部队的每一举动,几乎都要模仿和学习,因此,部队及地方机关同志的一举一动,给予人民的影响,都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必须注意。” 

  刘伯承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大家做出榜样。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的艰苦条件下,年近六旬的老将军翻山越岭,浑身大汗,可他从来不坐滑杆。他穿着一身自制的灰布棉衣,同大家一起行军,走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欢迎解放军的广大人民群众,谁也认不出哪个是我们的司令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时,指战员们都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行军,抬着山炮翻山越岭,又正赶上雨水涟涟,大家身上都淋透了,不少人连草鞋也没有,就光着脚行军。部队在行军之后,还得自己捋谷子、舂米、做饭、打草鞋,多少天不见油盐是常事。大家严格遵守纪律,战胜了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我军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了广大群众,军民团结,同心协力,终于打开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依旧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优良作风,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 

  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 

  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他的儿子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4年8月,刘伯承的青光眼复发,视力大为减退,到了20世纪70年代双目失明。尽管这样,他仍对我军建设提出了大量建议,关心军事教育的热情丝毫未减。1966年1月8日,刘伯承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对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对象、战略方针、战役、战术、工事构筑、战时动员、军队编组、军事训练等,都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和意见,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深谋远虑的兵法战策,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千千万万个新型指挥员茁壮成长。 

  1971年1月11日,刘伯承又把自己用津贴买来的、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军事理论学术著作教材和书籍,赠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让这些宝贵书籍继续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服务。 

  (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6年4月)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仗 

  193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江西的崇义猛扑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进逼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红军摧毁敌人碉堡30余座,在城头、太来圩、大坪等地重创敌军。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相继入湘,胜利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乘胜由湘南向纵深挺进。当红军向郴州、宜章西进时,蒋介石紧急颁布“堵剿”电令,命湘军、粤军在北起衡阳,经郴州、宜章至广东乐昌的交通线上构筑起第三道封锁线,然而旋即被红军瓦解。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湘南汝城的山路上联名散发了《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农兵及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出路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这一文稿,显示了党和红军对危机关头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不懈探索。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兵分两路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湘江。 

  湘江战役打得异常血腥激烈,激战达一个星期。在敌机的轰炸下,倒下的红军指战员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遗体血染江面,顺流而淌。哀伤的红军用这样的诗句描述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 

  部署在灌阳水车一带担负湘江战役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掩护全军渡过湘江后,于12月2日进至湘江边上,遭遇桂军两个师的堵截,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300多人转移道县、宁远、江华、蓝山之间,最后他腹部中弹重伤,掩护战友突围而被俘。当敌兵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乘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断,把鲜血洒在长征路上,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牺牲时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的牺牲奉献,谱写了长征史上悲壮的一页。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仗,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的生死决战。它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同时也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由于“左”倾领导者面对强敌和险境,指挥失措,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兵员折损过半,全军已不足35000人,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但是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终于突破敌人设防最严密的一道封锁线,以血的惨痛代价,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英,为继续长征夺取胜利打下了基础。 

  (摘自《党史信息报》2016年4月13日) 

    

 

  胡乔木要求写党史的笔端常带感情 

  胡乔木常为一些党史著作不能摆脱陈旧的框架、写得沉闷乏味而苦恼。他很重视党史的表达方式,要求党史工作者要研究解决。他指出:我们写的书,应当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阅读价值。真正具有自己的鲜明的色彩,使人能够读下去。 

  他说:党史著作要真正让人读得下去,还是要有思想、有见解。一些书读起来显得沉闷,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头绪不清,没有见解。党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生动的,我们不能把丰富、生动的历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 

  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写人。他说:“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不但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要有许多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像司马迁的《史记》,将刘邦、项羽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之流传下来”;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 

  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可歌可泣的事,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可歌可泣的文。这样,书一打开,显得比较精彩,能够感动人。要使得历史上动人的事情,在书中也是动人的,不要变得平淡无奇、枯燥无味的。”胡乔木要求写党史要有感情。他说:“写党史要表现我们的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要恰当地进行评论,笔端要常带感情。” 

  胡乔木要求历史要写得波澜起伏,要有提神之笔。他说:“写历史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平铺直叙地写下去,就很难吸引人读。一段或几段开头,要有很精彩的话把事情提纲挈领地提出来。毛主席常常对我说,写文章要善于提笔,要有提神之笔。”胡乔木举马克思写《资本论》为例,指出:“马恩都不愿意他们的文章写得平淡无奇。他们的书也要写得引人入胜,使人读起来眉飞色舞。” 

  (摘自《党史信息报》2016年4月13日) 

    

 

  写在树叶上的战地新闻 

  在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办和发行报纸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种在世界报刊史上独一无二的报纸,即用“树叶”作载体的红军“战地快报”。 

  1930年12月30日,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下,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在龙冈全歼国民党军队第18师,歼敌9000余人,活捉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第18师师长张辉瓒,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这在当时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一是中国古代军事家早就有“擒贼先擒王”的军事思想,在两军对阵作战中,胜方只擒贼不擒王,只算小胜、局部胜,不是大胜、全胜。红军在该次战役中圆满实现既擒贼又擒王的全胜,自然具有鼓舞军心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二是张辉瓒此前在江西杀人如麻,残酷杀害了大批革命群众,被当地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地称为“张屠夫”。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其庆贺该次战役胜利的军旅诗词中,特意写了“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以此突显红军活捉张辉瓒对鼓舞民心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当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本买不到纸,没有纸就办不成“报纸”,红军活捉张辉瓒这一振奋军心、民心的消息在短时间内也就无法迅速广泛传播。 

  当时在红四军中有一位名叫郭小才的宣传员,比较年轻,头脑也灵活,他灵机一动,产生了选用“树叶”代替“纸”作载体,创办“战地快报”来宣传红军战绩的念头。郭小才很快从房东家中的柴堆里,挑选出许多又大又厚的油桐树叶,用毛笔在油桐树叶上写下“活捉张辉瓒”这一特大军事新闻,然后以“战地快报”的形式,发送到周围部队官兵及人民群众手中。收阅了该“战地快报”的红军官兵和老百姓,亲切地称该“战地快报”为“叶报”。 

  (摘自《党史信息报》2016年4月20日) 

    

 

  广宁江屯农民协会旧址 

  广宁江屯农民协会旧址座落在江屯镇江屯圩。该建筑原来楼高三层,砖木结构,是一间当铺,现只剩地下一层和一边大门。 

  1924年4月10日,周其鉴率领胡超等从广州返回广宁,到达江屯,与先期回乡的罗国杰等会合。第二天,周其鉴便召开农民运动筹办员会议,研究筹建农会的有关问题。会后,各筹办员分头深入山乡进行宣传发动。经过10天的工作,农民踊跃报名参加农会。周其鉴等便决定成立江屯、潭布等5个分区农会。这是广宁县成立最早的一批农会。 

  江屯农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但地主豪绅却视农会为眼中钉、肉中刺,极端仇视。1925年7月7日凌晨,江屯豪绅大地主冯月庭、江耀南等,串通前任县长、仍被省方通缉在案的广宁地主头子李济源,纠集民团、土匪900多人,围攻江屯农会。当地农军100多人据守在炮楼奋力抵抗,坚守了四昼夜,最终因众寡悬殊、外无援兵,江屯农会被反动武装攻破,农军牺牲8人,伤10多人,所有枪械丧失殆尽。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江屯事件”。 

  “江屯事件”发生后,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下,成立了“广宁乱事处分委员会”,撤销了支持地主豪绅的广宁县长蔡鹤朋职务。随后,又作出了解决“江屯事件”的各项决议案,使事件得以顺利解决,进一步推动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江屯农民协会旧址在广宁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广宁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西江特委德城联络站旧址 

  中共西江特委德城联络站旧址位于现德庆县德城东豪东街43号,温家大门楼东侧。该建筑是红砖瓦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 

  1940年8月,中共西江特委机关迁来德庆,在德城东豪东街建立“新记”联络站。由孔泉夫妇在“新记”店以经营烟果作掩护,做交通联络工作。联络站负责人邓英华,负责接通上级与西江特委机关的联系。西江特委领导人梁嘉、梁威林等都是先由德城“新记”联络站接头,然后与德庆党组织接上关系的。西江特委在德庆开办的两期党员训练班,都是在德城“新记”联络站研究筹备的。原在四会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潘达,因开展活动被敌人察觉,受敌特跟踪通缉,党组织将其转移到德庆时,也是通过该联络站转移的。 

  1941年1月,中共西江特委机关被国民党德庆当局察觉,便撤离德庆迁往三水,这个联络站也随即被撤销。 

  德城联络站旧址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庆县委党史研究室) 

    

 

  市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举办纪律教育专题辅导报告会 

  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和纪律教育学习月部署安排,9月22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举办纪律教育专题辅导报告会。全体在职党员干部和部分离退体党员参加会议,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李鉴坤主持会议。 

  报告会开始前,与会人员首先观看党风廉政教育片《初心之失》。该片以纪实的手法,通过封开县、四会市、端州区近年来发生的3起典型违纪案例,深刻剖析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警示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修养,守纪律讲规矩,努力成为为民务实清廉的表率。 

  观看完教育片之后,室主任黄顺兴作了“两学一做”纪律教育专题辅导报告。他要求全室党员干部要做到“五个必须”: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为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陈军强) 

    

    

  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全体党员参观肇庆市高要家训廉政教育基地 

  10月27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全体党员参观了广东首个以家规家训为主题的廉政教育基地—肇庆市高要家训廉政教育基地,让党员亲身感受广府的“家国”文化和家训传承。 

  位于肇庆市高要区坑尾村的家训廉政教育基地是广东第一个以家训家风为主题,有着丰富乡土文化气息的廉政教育基地。基地所在坑尾村是广东十大最具特色古村落,也是领南画派大师黎雄才的故里。基地以文献、图片、实物、传统习族等形式,通过高要家训馆、坑尾村家训馆、怡和堂书院展馆、黎雄才故居展馆和生产队队部展馆等5大展馆,1000多件与家训文化历史风俗相关的展品,展示了高要千百年来在优秀家训家风影响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人文文化的发展状况。 

  党员们每到一个展馆,都驻足观看,仔细阅读古人传承下来的遗训,纷纷表示,要将古人家规家训智慧与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加强自身思想建设和道德修养,推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善。(冯泽波) 

    

 

  市委党史研究室到各县(市、区)开展党史工作专项督查调研活动 

  11月7日—15日,为了解各县(市、区)党史业务进展情况,掌握当前党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推进党史工作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鉴坤率调研组,就党史二卷、三卷的编写、《肇庆改革开放实录》编写以及《中共肇庆年鉴》征编等专项工作深入我市9个县(市、区)进行督查调研。 

  调研组每到一地,都认真听取党史部门负责人对党史工作的情况汇报,检查相关资料,并和基层党史工作者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做好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对各县(市、区)党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各地在开展地方党史二卷、三卷的编写、《肇庆改革开放实录》编写以及《中共肇庆年鉴》征编等专项工作上能按年度计划推进,安排好专人负责,取得初步成效。希望各县(市、区)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协调各方共同做好党史工作。要尽快解决县级党史研究室单位性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少等问题。要将热爱党史工作、业务素质高的人安排到党史工作队伍,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党史研究水平。要将党史部门工作经费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合理安排党史专题研究、资料收集、宣传教育、学习培训等专项经费,保障好党史部门办公场所、办公环境等工作要求。(冯泽波) 

    

 

  市委党史研究室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11月23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李鉴坤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由室副调研员、党支部副书记陈灿和传达了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动员会精神。接着,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李鉴坤做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辅导。 

  最后,室主任黄顺兴就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党史部门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深刻领会《准则》、《条例》的重点要义,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自觉用《准则》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认真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三是要结合党史工作主业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把全会精神贯彻到党史征、编、研各项工作中,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转化为强大动力,扎实做好党史各项工作,不断加大党史编研、宣传教育、成果转化等工作力度,为肇庆加快追赶型发展、建设珠三角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提供历史镜鉴和力量源泉。(冯泽波) 

    

    

  肇庆党史宣讲团应邀到广贺高速公路公司宣讲党史 

  12月12日,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市党史宣讲团成员陈灿和应邀到肇庆市广贺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开展宣讲党史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活动。该公司40多名党员参加了本次学习。 

  宣讲会上,陈灿和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主题,用鲜活生动的语言,旁征博引,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所包含的宏阔视野、博大情怀、真理逻辑、政治宣示和最新理念,回顾了中国共产党95年来的光辉历程,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并以丰富、生动的党史资料,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真正把讲话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肇庆实施追赶型发展、建设珠三角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作出积极贡献。 

  陈灿和的宣讲在该公司全体党员干部中引起较好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把讲话精神作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贯彻落实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转化为推动高速公路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冯泽波) 

    

 

  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题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2月28日,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本单位全体党员,专题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并联系工作实际,深入开展交流讨论。 

  会上,室主任黄顺兴首先作了专题辅导报告,要求全室党员干部要将学习《准则》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学习党章结合起来,在研读原文上下功夫,逐章逐条学、逐字逐句研,真正把全会精神和《准则》内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习贯彻《准则》是严肃党的纪律,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途径。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全室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坚决拥护、坚决服从、坚决执行六中全会决定,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准则》,自觉、主动地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实在工作中、落实在行动上。要把学习《准则》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扎实做好各项党史业务工作,凝心聚力开创肇庆党史事业新局面。(冯泽波) 

    

 

  市委党史研究室传达学习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发挥资政育人职能  服务枢纽门户建设 

  12月28日,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代会报告提出的“解放思想、东融西联、产业强市、实干兴肇”的精神要义,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职能,全力服务肇庆枢纽门户城市建设。 

  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李鉴坤介绍了大会情况、主要议程和主要成果,重点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赖泽华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所作的《坚定信心,团结奋进,为加快建设枢纽门户城市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和在闭幕大会上的讲话。 

  随后,室主任黄顺兴强调,党史部门是党委的工作部门,做好党史工作,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推进肇庆追赶型发展,建设珠三角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党史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尤其是认真学习领会好市委书记赖泽华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要把学习党代会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党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入学习,精准扎实领会会议精神,把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贯穿到党史工作的各个方面,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有力的工作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做好年终岁尾的党史工作,提前谋划好明年的党史工作。要把对市党代会的研究作为深化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为进一步做好党史研究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冯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