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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党史(总 第88期)

 

 

 

  总 第88  

           

  卷首语 

  认真做好党史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工作 ……李玉妹(1 

    

  特别策划 

  《党章》:共产党人的精神富矿 ……………刘利华(4 

    

  名人风范 

  古大存——被毛泽东称为“模范共产党员”的人…(6 

    

  叶剑英——从广东实际出发制定土改政策措施……(8 

    

    

  党史专题 

  怀集“伪解放”始末……………………………倪罗桥(10 

  肇庆地区的“大跃进”运动……………………黄少杏(12 

  肇庆地区60年代初农村基层整党整队运动……陈军强(16 

    

    

  人物春秋 

  “报国何须怕断头”的高誉钤……………………………(20 

  宁死不屈的游击队员陈广华……………………………(21 

    

  党史珍闻 

  邓小平十里还锅铲………………………………………(23 

  陈云书信显原则露真情…………………………………(24 

  “子弟兵”的称呼由聂荣臻首创…………………………(25 

    

  革命史迹 

  高要鳌头村抗日自卫队成立旧址…………………………(26 

  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与西挺大队广宁会师地点…………(27 

  广宁县福安楼战斗旧址…………………………………(28 

    

  工作简讯 

  市委党史研究室传达贯彻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朱芷君(29 

  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新春工作动员会…………………朱芷君(30 

  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朱芷君(31 

  市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召开党建工作会议………………朱芷君(32 

  

 

认真做好党史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工作  

    

  李玉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史部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重要论述为统领和主轴,学习好、贯彻好栗战书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发〔201010号文和粤发〔20118号文精神,做好“一突出两跟进”工作。 

  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注重党史研究,又要注重成果的转化应用。党史研究和成果转化都是党史工作的重要内容,研究是基础,转化应用是目的。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要进一步突出重点,进一步深化研究,集中更多力量,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的广东党史研究,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和经验研究,力争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时和在建党100周年时,推出一批成熟的、有影响的党史研究成果。 

  党史研究成果转化,要把握资政这个关键,要突出育人这个重点。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党史工作的资政作用。要更加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展,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加强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要更加关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经验、规律进行探讨和总结,为新的实践及时提供党的历史经验和智慧,从而为探寻“三大规律”和增强“三个自信”,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做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要通过记好“红色家谱”,讲好“党的故事”,不断丰富载体,努力搭建平台,充分发挥党史工作的育人作用。要主动走出书斋, 走向大众,走进人心,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要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党的历史、党的领袖人物和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先进模范人物为主旋律进行文学艺术、影视作品创作。要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把党史宣传融入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实践中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变得更具体,更鲜明,更生动,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接受。要与广大干部群众理论关切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推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党史精品力作,从历史的视角回答人们的现实关切,进―步丰富干部群众精神世界,增强干部群众精神力量。 

    

  (此文是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玉妹20151215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广东的探索”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摘抄,题目为编者所加) 

    

      

    

  《党章》:共产党人的精神富矿 

 刘利华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的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党章集中体现着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主张,集中体现着党的集体意志和原则要求。把党章这个总规矩立起来了,其他纪律规矩也就容易立起来。一些党员干部出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不学党章,目无党章,不拿党章当回事。尊崇党章、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能够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坚定政治立场,强化政治担当,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这是对党员干部的最基本要求,不仅要内化于心,更要外化于行。值此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之际,我们刊发此文,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章参考。 

    

  《中国共产党章程》,一部跨世纪的经典传奇。 

  没有哪一部经典集中了全党的智慧,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披肝沥胆,殚精竭虑,倾注那么多心血去著述。真正的集体创作,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它的著作者。 

  先洗了手,再用一张白白的纸巾蘸点儿水,搌去书皮上的细尘,然后搬一把凳子,坐在阳台上。这一定是周六或者周日的清早,我双手捧着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毕恭毕敬,一遍遍在研读。 

  早晨和煦的阳光,照在我打开的一页页书上,朝阳似乎也随着我的目光在一行行阅读。一句话就像一串稻穗,一个字就像一颗稻米。阳光照耀着它们,这稻穗就更显得串串饱满,这稻米就更显得颗颗圆润。 

  我埋头阅读着,阳光就照进了我的胸怀,我的心里就更亮堂了;我埋头阅读着,营养就融进了我的血肉,我的身体就更强壮,更有劲儿了。 

  我想,一本《党章》就是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一段路程,也是她留下的一个巨大的脚印。倘若把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一本一本《党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部完整详尽的中国共产党通史。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党走过的95年艰苦卓绝的非凡历程。 

  有高歌猛进,也有崎岖坎坷;有辉煌不朽,也有动魄惊心;大方向是正道直行,小插曲也走过弯路;有经验,也有教训。 

  我不是党史专家,也没有对《党章》作过专门的系统研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95周年,如果谁能够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把我们党历版《党章》细细研读一番,好好梳理一遍,认真分析一下,再下功夫研究研究发展完善的脉络,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党史课题。对于我们党,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党的十八大修订的《党章》,共有1153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总纲,大约2万字,仔仔细细,一字一句地品读,一个小时也可以通读一遍。 

  我读《党章》的时候,一定神情专注,不会三心二意;一定悉心体味,不会漫不经心;一定满怀敬畏和虔诚,不会像读小说,看报纸那样,歪躺在沙发上,或懒卧在床上,跳着行读,消遣着浏览。 

  我读《党章》,就是在与党促膝交谈,也是在倾听导师和领袖们讲话。我困惑,《党章》使我豁然开朗;我糊涂,《党章》令我醍醐灌顶;我烦躁,《党章》让我心里安实;我犹豫迟疑,《党章》促我信念坚定。 

  《党章》很短,却又很长;《党章》很薄,却又很厚;《党章》很好读,却又很耐读。这可是一部大书,一部巨著,一部经典;博大精深,蕴藉深厚,融会贯通。《党章》是哲学,教我明是非,辨黑白;《党章》是法学,教我知对错,守规矩;《党章》是美学,教我真善美,力戒假恶丑;《党章》还是文学,教我言简意赅,微言大义;《党章》也是逻辑学,教我说事论理,举一反三。 

  我爱读《党章》,跟我的人生经历,跟我长期从事的纪检监察工作,很有关系。我也从中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教益。 

  比如,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时,有一次晚上值夜班审读版面,就看到了第二天头版头条将要刊发的稿件,有一处很重要的文字,与《党章》的表述不一致。虽然这篇稿件有层层把关,是新华社发的通稿,但是为了这一重要表述的准确性、规范性和严肃性,经层层请示领导,我们最后还是把它改正了过来。 

  因为我知道,有时由于文字表达的含混不清,也常常会产生歧义,极易引发政治上的误会。如果我不经常读一读《党章》,对《党章》的内容不熟悉,那我肯定看不出这一差错,也就做不到工作上准确无误,更谈不上把好政治关。 

  我读《党章》的时候,也常常产生一些联想。特别是联想到,我曾参观过的贵州息烽集中营,参观过的江西上饶集中营,参观过的重庆歌乐山渣滓洞,参观过的南京雨花台。望着纪念馆墙上悬挂的革命志士的照片,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年轻,戴着眼镜,穿着长衫,本是可以做教授,做诗人,或者和我们一样当公务员的,面对酷刑,面对枪口,面对屠刀,却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高唱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大义凛然,慷慨就义。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常常考问自己:假如我是当年的共产党员,我能不能禁得住“老虎凳”“辣椒水”“钉竹签”?在生死关头,我能不能做到“不犹豫、不含糊、不动摇”?我一遍遍考问自己,常常把自己问得咬牙跺脚,仰天发誓,在一遍遍地考问中,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没有人指派,组织也没有要求,领导也不会检查。我读《党章》,实实在在是我的自觉自愿,是我的情不自禁,是我的心驰神往,是我的如醉如痴。《党章》的魅力,只有读了十遍二十遍以后,才能够慢慢地领略。钻进去了,它就是一座富矿,里边藏了很多宝。 

  而且,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章程》,应该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心目中神圣的经典,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应该是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心目中神圣的经典一样。 

  我爱读《党章》,我也倡导我身边的共产党员都经常读一读。有了感悟,有了心得,最好再找个笔记本,点点滴滴记录下来。我就是这样,的确受益匪浅。月月年年,天长日久;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读着思考着,思考着记录着。我就更懂得我们这个党了,我就更热爱我们这个党了,我也就更知道该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了。 

  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应该成为这样的“铁人”,但不是谁一生下来就如钢似铁,要经过千万遍的熔炼和锤打。我觉得,塌下心来经常研读《党章》,并持之以恒严格按照《党章》的要求去做,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熔炼和锤打。 

    

  (作者是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副书记) 

    

    

  古大存 

  ——被毛泽东称为“模范共产党员”的人 

    

  19274月,广东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古大存组织五华人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 

  国民党五华当局探知古大存组织农会干部开会,出动反动武装1000多人,突然包围正在横陂召开的农会代表大会会场。古大存立即安排代表们分散隐蔽到农民家中。他率领武装人员顽强抵抗,直至孤身一人,据守在一当铺中,仍与敌周旋。远近农民听到古大存被围,立即鸣锣吹号,一村传一村,数万农军从四面八方赶来救援,对敌军形成了反包围。当时红旗满山,枪声四起,敌人见势不妙,狼狈逃窜。 

  1928年初,古大存多次联络接应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转移到五华等地的部队,未联络上,但见到了彭湃,当面向他汇报了五华等地的革命形势。 

  古大存一直视彭湃为师为兄,彭湃送给古大存一把马刀,古大存当即赋诗一首:“殷殷刀上血,深深战友情。嘱托何凝重,敢不轻死生? ” 

  19285月起,因原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叛变,古大存任县委书记。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和农民武装力量进行灭绝人性的疯狂报复,革命转入低潮。 

  1928年,古大存带领幸存的战士走进八乡山继续开展革命斗争,转战丰顺、五华、紫金等县,足迹遍布莲花山、大南山、八乡山,将分散在各地的工农武装组织起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古大存当选为五华、丰顺、梅县、兴宁、大埔五县暴动委员会主席。 

  1929年春,古大存率工农武装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同年6月,古大存当选中共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后成立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任总指挥。 

  193051,东江特委在八乡山滩下张屋坪召开东江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暨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古大存当选为东江苏维埃政府副委员长。同时,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古大存被任命为军长,颜汉章为政治委员。红十一军下辖5个团,一个教导大队,一个独立营,全军约3000人。红十一军的创立,是东江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史上光辉的一页。 

  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十一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古大存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多次提出应攻打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却被指责为“严重右倾”,受到打击迫害,被撤销了红十一军军长职务,关了几天禁闭,还险些被杀。 

  19316月,在“肃反”扩大化运动的审查中,古大存据理与 “左”倾领导人力争,并为受冤同志申辩,为此被错误地加重处分,留党察看3个月,派往陆(丰)惠(来)县工作。他并没因被错误处分而消沉,到陆惠县仍深入乡村,发动群众,恢复当地苏区工作。因工作出色,提前取消处分,并被任命为中共陆惠县委书记。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派重兵“围剿”,八乡山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到1932年秋,大南山红军仅存80多人。 

  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敌人加紧对大南山进行“围剿”。 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大南山被上万敌军重重围困。新上任的东江特委书记李崇山逃跑了。古大存带着这支和上级失去联系的部队,在丰顺桐梓孤军作战,后来转移到大埔山区。 

  敌人成立了 “灭古委员会”。古大存没有被敌人抓到,但包括他的妻子在内的12位亲人却惨遭杀害。古大存继续艰苦卓绝地带领战士们坚持斗争。1935年,队伍仅剩下18人——十八颗革命的火种。 

  敌人对古大存恨之入骨,到处张贴“悬红”布告:活捉古大存的赏银2万元,击毙古大存的赏银1万元。但古大存深得群众拥护、 爱戴,到处得到群众的支持、保护,敌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在险恶的环境下,古大存一再鼓励战士说:“革命好比炼钢炉,杂质跑掉了,剩下来的就是好钢材。只要大家团结,革命一定能成功!” 

  古大存带领十几名战士坚持斗争,在大埔高陂塘卜里、冬瓜坪,以烧炭、做工为掩护,秘密组织贫农团、陶瓦工会坚持革命活动,并几次派人赴闽西寻找党组织。 

  敌人见悬赏无用,就在游击队经常出没的雨亭、路口、大石头上写诗劝降。一次,古大存路过一座大山,见大石上写着一降诗。诗曰: 

  共产十年闹翻天,山上游击苦难言; 

  山穷水尽已无路,赶紧投降莫迟延! 

  古大存看后,沉思片刻,即以木炭题诗一首在“劝降诗”旁以驳斥之。 

  诗曰: 

  幼习兵戎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 

  江南美味你先食,塞北寒风我先知。 

  解带结缰牵战马,扯袍割袖补征旗。 

  雄狮百万临城下,且看先生拱手时。 

  在长期战斗中,古大存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国民党在一本小册子中说:“古在粤东盘踞多年,妇人孺子,无不知之,亦足证其名之著也。” 

  毛泽东对古大存非常赞赏,特别是对古大存在东江坚持斗争,始终红旗不倒,敢于抵制“左”倾错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延安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上,称赞古大存是“带刺的红玫瑰”、“一面斗争的旗帜”、“模范共产党员”。 

    

  (摘自陈弘君、张启良编著《为民务实清廉:党史镜鉴》) 

     

    

    

  叶剑英 

  ——从广东实际出发制定土改政策措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面临着开展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重大任务。1950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都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两次会议上都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基本目的、方针政策和步骤。他指出:中央准备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必须切实照顾并密切结合于农村生产的发展。他说:“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① 

  为了实现这一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②就决定采取“周密审慎,全力以赴”,“稳步前进的方针”,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中央政策和广东的经济政治历史特点结合起来,着眼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根据广东华侨、侨眷众多,工商业较发达,爱国民主人士、起义人员较多等特点,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有创造性的具体政策,颁布了《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广东省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要求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均须切实加强保护,不得没收分配;保护和照顾华侨、侨眷的利益;保护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起义人员等。 

  为了稳步前进,广东的土改采取先行试点,然后分期分批推广的步骤进行。并且每一步骤都报经中央同意。 

  然而,广东省这些正确的土改政策和措施,却从19514月开始被上级土改负责人批评和指责为“缺乏阶级分析”,“朦胧地认识广东特殊”,“照顾其他阶层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 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由此导致广东第二批土改开始出现了 “左”的偏向。叶剑英及时地加以指出,认真阐明正确的政策,着力纠“左”的偏向。他指出: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领导者必须善于依靠群众的创造力,善于引导群众的自发势力进行正确的斗争,并克服由自发势力所引起的混乱状态,引导自发运动走上土地改革正常的轨道。” 

  “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自由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对地主个人,应该留给他一份生产资料,并强迫其劳动。” 

  “在土地改革中,对待群众的要求,应有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求怎样办就怎样办’,这是尾巴主义。” 

  “实行‘旗鼓在前,运动在后’的宣传教育,向干部,向群众,交代清楚政策,说明哪些应该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怎样做。把政策界线,加以划清,把工作方法,明白指示。那么,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偏差和错误,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① 

  但是,叶剑英正确的指导思想又受到上级公开的批评。面对上级报纸的错误批评,叶剑英和华南分局仍然坚持必须在土改运动中纠正“左”的偏向。在19518月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叶剑英指出:“在运动中,任何偏向都必须纠正,因为任何偏向都是一种脱离群众的东西”;“须知道,一切偏向都是阻碍运动前进的东西。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就须经常地注意这些思想上的倾向或工作上的偏向,并进行反倾向、反偏向的斗争…… 譬如今后以反霸为主,结合减租退押的运动,很可能重犯吊打的偏向,我们就要打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预加防范。”② 

  然而,急于完成土改的上级领导却对广东的土改表示不满,并于19526月批评华南分局领导人“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还批评前期主持广东土改的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责令华南分局批判上述错误,同时决定方方改任分局第五书记。 

  在反右倾和“地方主义”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广东土改运动发生了较大的偏差。华南分局也认识到这些偏差。后期主持土改的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在总结时指出:“划阶级当中提高成分的现象相当普遍,最为突出的是没收了华侨的房屋、小土地,侵犯了一些工商业,小土地出租者的利益,打击了一些在战争年代支持过革命的民主人士,挫伤了不少知识分子等等”③。华南分局在土改末期和复査中也着手纠正一些偏差,但仍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 

  事实说明,华南分局和叶剑英、方方等领导人主持制定的广东土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在他的悼词中指出:“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党中央也纠正了所谓方方“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结论,为他恢复了政治名誉。 

    

  (摘自陈弘君、张启良编著《为民务实清廉:党史镜鉴》)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0614日。 

   1950年至19555月,广东省工作由华南分局直接领导,不另设省委。 

   叶剑英:《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与华南当前的斗争任务》,195171日。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1823日。 

   陶铸:《关于广东工作综合报告》,1953224日。 

    

  怀集“伪解放”始末 

  倪罗桥 

    

    

  怀集的解放曾一度被说成是“伪解放”,经过事实的检验,它已恢复了本来的历史真相。 

  时间回到60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于1949423日,攻占了南京,结束了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接着,人民解放大军迅速南下,所向披靡,在1014日,解放了广州,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 

  为迎接全国的解放,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绥江地委、桂东地委和所属粤桂湘边纵队的绥贺支队、桂东人民解放总队相继派出武工组和地下工作人员到怀集开展工作。9月,绥贺支队政委叶向荣派出郭毅宏、姚世荫等人组成了怀集工作组。同时,绥贺支队第六团派出梁俊、莫天昭回怀集活动;邓应飞也从桂北游击队回中洲。这些同志回怀后,与中共怀集党组织联系,秘密发动群众,组织队伍,发动武装斗争,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大军解放怀集。 

  其时,怀集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认清形势,顺势而为。曾在国民党任职的“民革”成员蔡灿光(怀集坳仔鱼坑人)于19495月间,召集了在怀集国民党政府及部队任职的邓锡光、苏达章、黄栌、温甲文、莫庆铭、李序甫、谢汝函、李科元等在广州召开了“广州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分析、估量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策动到会人员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将功赎罪,谋求新的出路。同时,商讨发动、组织武装队伍和制订解放怀集的计划,并作了具体的分工。 

  会后,他们回到怀集迅速与共产党的秘密人员接上了联系。短短几个月,就筹备了几支解放怀集的队伍。一支是东区部队,约900余人。由怀集东区人民武装和原国民党怀集县自卫团第二营起义官兵组成,由蔡灿光带领,领取“粤桂湘边纵队绥贺支队暂编第四团”番号。一支是西区部队,约700余人。由怀集西区人民武装和原国民党西区自卫队起义官兵组成,由莫庆铭带领,领取“怀集人民解放大队”番号。一支是中区部队,约50余人。由怀集中区人民武装和原国民党怀集县保宁乡自卫队起义官兵组成,由施公文带领,粤桂湘边纵队绥贺支队白区工作组参与工作。一支是北区部队,约500余人。由怀集北区人民武装及原国民党怀集北区自卫队起义官兵组成,由邓介然带领,与西区部队同领“怀集人民解放大队”番号。此外,在民主人士蔡灿光发动下,由苏达章带领的原国民党怀集县自卫团第一营的240人官兵也起义加入到解放怀集县城的大军。 

  19491124中午,共产党员梁钟琛领导下的西区部队首先向县城发起了进攻,并于下午2时左右攻占了县城的国民党县府及警察局。县城除广西省保安大队第七独立营(以下简称省保七营)驻地(李氏祠)未攻下外,大部分已被占领。而此时,到达县城龙湾附近的东区部队也闻风而动,向驻守在城东马岭头、育秀山一带的省保七营发动进攻,击退了顽敌,残部匆忙向北部的中洲方向逃窜(26日,在下帅高浪顶被北区部队消灭)。至晚上9点左右,县城战斗结束。国民党在怀集的反动政权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被消灭,怀集宣布解放。当晚,东、西区部队的主要负责人集中县府礼堂开会。会上,梁钟琛传达了绥贺支队第六团政委黄江的指示精神,成立了“怀集县人民解放维持委员会”(主任梁钟琛,委员蔡灿光、莫庆铭、莫畸、李序甫、黄栌、欧家骥、邓应飞和陈自强)和“广西人民解放军怀集总队”(总队长蔡灿光、副总队长莫庆铭,政治部主任黄栌)两个临时性的军政机构。担负保护公共财产、维持社会治安和等待解放大军的接收。 

  194912月下旬经中共广西省桂北区党委批准,在中共广西省平乐地委所在地——贺县八步镇宣布建立中共怀集县委员会,县委书记黄秉,县委委员陈钜、熊罗才等。19501月上旬,广东西江专署派欧新、黄江率一个加强排,中共广西平乐地委派陈钜、黄秉率一个加强营先后到怀集进行接收。115日,梁钟琛移交维持会的工作。116日,成立“怀集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欧新为主任,陈钜、黄秉为副主任,黄江、张培禄等为委员。下设总务、民教、财粮、公安四股,负责全县的工作。36日,撤消“军管会”, 成立怀集县人民政府,陈钜任县长、熊罗才任副县长。至此,随着怀集县委、县政府的成立,怀集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历史阶段,开辟了新的纪元。 

  由于参加解放怀集的大部分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在解放怀集的队伍里,有国民党旧政府的人员、有国民党军队里的人员,也有社会上的散兵游勇,人员良莠不齐,组织松散,纪律散漫,造成了在枪支收缴中出现散失等现象。自军管会成立至19503月结束,军管会的个别主要领导听信不可靠情报,就解放怀集的“领导权问题”认定“怀集的解放不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解放",是“伪解放”。对原地方武装起义部队也作出“投机革命,图谋不轨,隐藏武器,不服从收编”的定性判断,并对维持会成员进行监管和审查,遣散地方武装起义部队的官兵,逮捕嫌疑人员。军管会撤销后,1950年下半年至1952年底,怀集县委、县政府继续实行军管会定下的施政措施,逮捕了参加解放怀城的地方武装起义部队的首要人物蔡灿光、莫庆铭和苏达章等。在这次事件中,有27人被判处死刑,受株连的当事人及家属达1400多人。 

  对“怀集伪解放”这一事件,当时虽有群众质疑,但适值开展镇压反革命、稳定新政权和土地改革运动,因而,事件没有得到及时澄清,直至19851125日才得以平反昭雪。把怀集解放的日期定为19491124日,把参加解放怀集县城的各支武装队伍的性质认定为武装起义队伍。对在这一事件中的有关起义人员,按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落实了政策。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怀集县委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实事求是精神。体现了我们党有错必改、有错必纠的作风,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作者是怀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肇庆地区的“大跃进”运动 

  黄少杏 

    

  19585523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次会议为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发出了动员令,并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运动。 

  一、 农业生产“大跃进” 

  肇庆的“大跃进”运动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 

  农业生产 “大跃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农业的高指标。195711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提出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要完成钢的生产指标,首先要完成农业的生产指标。 

  1958414,高要地委召开了全区生产队长广播会议,部署田间管理工作,强调早造生产要过备耕、插秧、管理、收获“四关”,确保农业生产大丰收。18日,地委第一书记罗克明和地委有关负责人率领各县委第一书记、农业处技术员,到高要、四会两县观摩和学习水稻田间管理的做法和经验。519,地委发出《关于立即动员组织群众创造新式农具改革工具的决定》。地、县委到基层党委由第一书记亲自抓,农村工作干部带领群众参与新式农具改革工作。6月初,地委、专署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与颁布一九五八年丰产奖励的决定》,要求各地开展县与县、乡与乡、社与社、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创丰产田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并提出了1958年丰产奖励条件。但这个奖励条件定得过高,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为后来刮起虚报产量的“浮夸风”埋下了隐患。8月初,地委发出《关于县际接合部评比竞赛的通知》,每个县、乡、社、队、人和每块田进行水利和田间管理的评比竞赛,共同大跃进。竞赛从8月中旬起,分5次进行,至10月下旬结束。 

  19587月底,《高要日报》设置“丰产台上比高低”的专栏,以连载的方式刊登虚报早稻亩产10001500斤,1500斤以上若干乡、社,并获得奖励。此后,各地纷纷仿效。产量一个比一个高。“浮夸风”逐渐泛滥起来。①19581020 ,地委、专署颁发《关于一九五八年晚造稻谷丰产奖励的决定》。受“浮夸风”的影响,地委、专署认为,本区各项工作都跃进上去了,形势起了极大变化,晚稻两三千斤县、四五千斤乡,六七千斤社,万斤以上亩,将大批出现,原定的奖励标准已不适应当前需要,必须重新定出奖励标准。在确定奖励条件时,不切实际地提高条件,晚稻亩产最高奖竟然达1万斤以上。 

  这个《决定》颁布后,进一步助长了“浮夸风”,使之越刮越盛。各地为达到标准,纷纷虚报产量,大放“卫星”,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珍闻”:“孩子试验田九千斤;十六穗直播禾,穗长九寸,每穗五百多粒;一棵番薯三十五斤;一株甘蔗二丈五尺长”。“浮夸风”的盛行,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1115日,地委发出《高要地区1959年全面跃进15条纲要(草案)》。受“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地委认为,1958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农业形势起了根本变化,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为全党的中心环节的时期已结束了。1959年应当是粮食、多种经济并举,工农业并重,各项生产比1958年来一个幅度更大,更全面的跃进。随着生产的跃进,交通、文化、卫生、教育、生活、思想、制度都应有一个相应的全面跃进和革新。为此,地委向全区提出了1959年全面跃进15条纲要,从15个方面提出了跃进的目标。 

  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引起粮食的大量浪费和损失,还造成粮食的高征购和下年度更高指标的提出,使各县征购过头粮,过分压低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许多地方因口粮不足而出现大量浮肿病人,罗定等县还发生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当时,全省提出“深翻三尺土,亩产万斤粮”口号,集中大量劳力深翻土地。各级领导干部均亲临工地指挥,转战田头,夜以继日,连续作战,不下火线。这种生产场面的声势、投放人力的规模、深翻土地的面积,都显示“大跃进”的时代特征,变成瞎指挥、蛮干。深翻改土不管土地层的深浅,实际可否,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而且破坏了农作物的生长,事与愿违。1959年农业方针甚至作出了少种多收的决策。这些都成为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重要原因。 

  二、 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 

  伴随着农业“大跃进”的同时,一场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 “大跃进”也大张旗鼓地展开了。1958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发出全党全民为争取年内钢产量翻一番、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819日,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加强钢铁生产领导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保证全省今年完成30万吨钢、50万吨铁的任务。 

  195831,高要地委召开全区工业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南宁会议和省委第一届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工业生产大跃进问题。强调工业要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山区、面向矿山的发展方针,修改了原有计划指标,定出了跃进指标,发动群众,苦战三年达到工农业产值平衡。①会后,工业生产“大跃进”运动在全区展开。516,地委在全区建立起“报先进、报创造、报高产”的三报制度,及时交流和推广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先进经验。611,全区第一间炼铁厂在肇庆市郊区大岗头动工兴建。该炼铁厂拥有两座高炉,每日产铁量10吨。71213日,肇庆市委在钢铁生产代表会议上提出“全民办钢铁,苦战六十天,铁水到处流,钢花满市飞”的行动口号,力争在三年内生产3050万吨钢,100万吨铁及大批较精密的机器的目标。822,为传达贯彻省委《关于加强钢铁生产领导的紧急指示》,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保证完成15万吨铁、2万吨钢任务。要求第一书记挂帅,全面安排好粮食、钢铁、机械“三大元帅”的生产。93,地委再次召开电话会议,再次强调掀起大炼钢铁运动的意义和措施。指出第一书记必须出马抓钢铁,要贯彻“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的原则。不久,全区各地出现全民炼钢炼铁、“钢铁元帅”升帐、“钢铁卫星”上天的“左”倾思想泛滥现象。926,地委组成专区直属机关钢铁兵团,由地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副书记、委员等组成。当晚,兵团司令部召开了各县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紧急战地会议,下达钢铁生产命令。命令从928中午到29日中午,全区炼铁的日产量要达到240吨;到1020,全区炼铁日产量要达到2000吨目标。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影响下,全区的大炼钢铁运动一哄而起,达到高潮。1015日,全区放射了一颗日产生铁2730吨大卫星,出现了罗定、怀集、广宁三个千吨县(包括烧结铁)和17个百吨公社。在大炼钢铁当中,县委书记等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组织群众约70万人,以“小、土、群”的办法大炼钢铁。商业部门的供销站广泛建立在工地上,以供应群众粮食及日用品;各地剧团、广播站深入工地演出。至1015日,全力投入生产的小高炉、土高炉共8194座,各种土炉20245座,无偿地大量砍伐集体林木作燃料,炼出低质的烧结铁100多万吨。动员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并通过财力、物力上全力支援,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大炼钢铁。由于土高炉的设备、技术和原材料等都不过关, 100多万吨烧结铁只能入库存放,基本上成为废物。大炼钢铁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对其他生产造成冲击。 

  三、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肇庆地区一向重视水利建设工作。1955年开始,本区各县相继建设中型水库。肇庆星湖是本区第一座中型水库。湖水面积32.5平方公里,蓄水容量2179万立方米,是一座集旅游、防洪、灌溉、体育、养鱼综合性效益的中型水库。星湖前身是古河道余沥,称“沥湖”,1949年前失修淤塞,城郊涝害严重。1953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指示有关部门沿湖建设七星岩风景区。1955年,主持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的副省长古大存构想七星岩建湖蓄水,建设风景、水利、养殖综合效益的风景名胜区,并组织广东省文化、文史、水利、林业、交通等厅局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七星岩进行规划设计。19551115日,省委同意由省人委办公厅、省文化局、文史馆、水利厅、林业厅、交通厅、财政厅以及高要县委、县政府组成星湖建设委员会,职责以水利建设为着眼点,结合风景建设。19551130日,星湖工程指挥部成立。12月下旬,建设星湖一期工程全面动工。工程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以高要水利科为主,省水利厅派出工程师指导设计。兴建桥梁、码头、引水、蓄水、排水设施和排灌机械等。完成填土方115.13万立方米,石方0.92万立方米,混凝土0.11万立方米,修筑干堤10.69公里,支堤6.27公里。每天出动民工七八千人,有时上万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群众团体参加义务劳动。至19565月完工,第一期工程投资127.5万元。 

  1957924,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强调各地要“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从1957年冬开始,肇庆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迅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 

  19583月,肇庆星湖第二期扩湖工程竣工,投资60多万元,解决528.13公顷低塱农田排水问题,使126.67公顷农田灌溉得到保证。第三期工程投资80多万元,主要实施绿化建设。1958年动工兴建星湖牌坊,1959年朱德元帅来到肇庆视察时,为星湖牌坊写“七星岩”牌匾。 

  1958年,四会县为彻底根治龙江,向省和地区的主管部门提交了兴建江谷水库的水利规划方案,选址在江谷镇的狮子山下。经广东省和高要专署同意,19589月正式兴建江谷水库。兴建水库,首先要解决库内受浸村民迁移安置问题。四会县委成立水库移民领导小组,把村民迁移安置到大沙、龙湾、下茆等5个公社144个大队定居。1958年共迁移安置704户,3510人,并按照安置规划帮助兴建移民新村。在安置的过程中兴建水利、饮水、供电、交通等设施,计有水利设施12宗,同时拔给农民农用机械一大批,为移民新村造林绿化333.4公顷,大大改善了居住环境。四会县委还想方设法、积极扶持,帮助移民建设家园,发展造林、种竹,开发鱼塘,办畜牧场,开展多种经营,使移民生活达到当地中等农户水平。 

  1960年,全区建成中型水库的还有封开县的西山、高要县的九坑河、金龙高、金龙低、四会县的水迳,怀集县的三坑水库、下竹水库、南丰水库、龙凤水库、西金水库、莲塘水库、围堵水库、增文水库、木桥水库等中型水库。 

  在大跃进时期,水利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缓解了旱涝灾情,在抗洪排涝和防旱灌溉工作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四、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由于“大跃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破坏了综合平衡,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业、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由于全民大炼钢铁,片面地追求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致使农业与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大炼钢铁带来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损失达 2000 万元。在整个大炼钢铁运动期间,一般每天都出动 2060 万个劳动力,在三次放大炼钢铁“卫星”时,每天出动 120 万个劳动力,严重地影响了其他生产和工作的开展。 

  第二,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1962 年农业生产总值比 1957 年下降了 12.1%。劳动力人数由 1957 年的 149.26 万人下降到 1962 年的 138.48 万人;耕地面积由 1957 年的 427.3 万亩减少到 1962 年的 384.9 万亩。耕牛和生猪存栏数分别由 1957 年的 47.25 万头和 58.59 万头下降到 1962 年的 36.29 万头和 43.55 万头。地方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经济作物、水产品等也全面下降。造林面积由 1957 年的 64.96 万亩下降到 1962 年的 22.29 万亩,减少了近 2 倍。 

  第三,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影响了生产和经济效益。全区从 1958 年至 1961 年,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额达 8491 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 1957 年的 903 万元猛增至 1962 年的 2317 万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 64.8%。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占用劳动力、材料、设备过多,不但影响了生产,而且造成资金、材料、设备缺口大,建成率低、质量下降,投资效益差。 

  第四,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普遍下降。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过多,造成了财政收支不平衡,物资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 50 年代初期水平。由于大办农村公共食堂,强行吃三餐干饭,加上城市不限量供应,加剧了粮食供应的困难。全区 1958 年底 1959 年初即开始出现粮荒。不久,很多地方由于缺粮导致了浮肿病流行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现象。① 

  “大跃进”运动反应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愿望。但党和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足,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少经验,急于求成,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作者单位: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地委副书记梅景生同志在地委工业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全宗2102卷。 

   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肇庆地区60年代初 

  农村基层整党整队运动 

  陈军强 

    

    

  19617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对全省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一次组织整顿和组织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农村整风整社和厂矿、企业、学校整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一次组织整顿和组织建设工作,以解决当前基层组织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明确了工作的重点对象是农村党的基层组织。719,肇庆地委批转地委组织部《关于系统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的意见》,决定从7月底开始,在农村开展一次整党整队运动,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同时进一步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此后,整党整队运动便迅速地在全区的农村展开,至19625月底结束。经过这次整党,攻进了一些软、懒、散的组织,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党员、干部,使支部充实了领导力量,健全了组织制度,增强了战斗力。 

  一、整党整队的背景 

  1958年以来,肇庆地区党组织发展得快,但是经常性的组织工作没有跟得上,以致党的基层组织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在: 

  第一、组织涣散、混乱,集体领导作用没有发挥。全区不少支部领导核心不够健全,不少支委会没有建立,有的支部甚至于没有领导核心,如封开渔涝公社19个支部,整风整社后,仍有7个支部没有支书;有的支委内部没有分工,或者分工而不负责,内部不讲团结,拉帮结派,导致党的各项政策、指示无法贯彻;有的支部不讲民主,在工作中以个人代替组织,重大事情不经集体讨论。此外,不少支部成员政治思想觉悟低,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有的对目前困难丧失信心,有的对现实生活不满,有的怕犯错误受处分,因此提出不当党员不当干部。 

  第二、个别支部组织不纯,违纪违法的事情经常发生。全区有10%左右的落后支部和落后党员,他们的思想觉悟不高,在实际工作中常犯错误,有个别支部组织队伍不纯,一些地、富、坏分子混入党内,违法乱纪活动经常发生。据统计,自19615月至8月间,本区就发生违纪乱纪的事件有30起,受害群众205人,其中被民兵无理开枪当场击毙的1人,被迫死12人,违法搜查民房126户。违法乱纪的干部38人,其中公社党委书记、委员3人,大队支书3人,整风工作团干部5人,民兵2人。①这些违纪现象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在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第三、党员的管理工作混乱。很多预备党员预备期过了很久没有办理转正,有的预备党员和留党察看的当了支部委员,有的没有组织关系,仅凭自我介绍,即被当成党员,不少人是没有按规定手续入党的,至今没有得到补办,个别支部连有多少党员也弄不清楚。一部分党员长期不交党费,也无人过问。据统计,1961年肇庆市入党或转正手续不完备的党员有30人,预备党员误作正式党员,并当上支委的有1人,党员被误为群众的2人,党员入党志愿书下落不明的14份,到期和过期未办转正手续的预备党员共有86人。① 

  此外,还有自1958年以来,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处理得不够恰当,他们纷纷要求进行“平反”。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必须在全区系统地对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进行一次整党,彻底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二、整党整队的试点 

  这次农村的基层整党整队是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八、第十两章为中心内容,以“教育提高为主”的方针,采取“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按“六十条”办事,以巩固人民公社,搞好农村工作。首先进行的是试点工作,从7月底开始,全区17个县市共有20个农村公社进行试点,其中生产大队465个,大队支部383个,党员共有4018人。经过试点,全区共有384名预备党员转了正,进行了政历审查人数有77人,其中得到审查结论的有74人。②公社基层组织状况都有了较大的转变,支部的领导核心得到加强,扭转了涣散现象。同时,活跃了党内民主,很多党员由原来害怕整党转为热烈拥护整党,他们普遍反映:“这样整一百次也不怕”、“三年来这一次受教育最深刻、最实际”。 

  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有少数公社搞得不够彻底,如郁南、罗定严重地走过场,云浮仍有几个落后支部转变不多,德庆试点工作集中搞重点批判,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整党整队的方针政策。有的试点公社处理组织面大,如怀集县幸福公社共处理党员干部45名,占党员总数18%,其中开除党籍1人,劝告退党21人,脱党2人,除名2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7人。③这些做法,让党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从中消弱党的组织力量。1961923日,肇庆地委组织部发出了《关于当前整顿基层组织和调整干部工作的情况和意见》,指出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求各试点公社必须执行以下几个“不”:即是不搞大会斗争,不搞重点批斗,不采取人人过关,不算老账,不乱处分,不发动群众对党员开展斗争,要扎扎实实地搞,一批一批的搞,一个一个的搞,切实解决问题。经过上级党委的及时纠正和调整,试点工作最终取得了胜利,为全面铺开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整党整队的过程 

  全区农村的基层整党整队共分为三批进行,第一批在1961年秋收前结束;第二批在1962年春耕前结束;第三批在1962年夏收前结束。大体上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摸清情况,反复进行思想动员。各县都组织了一支整顿队伍,到达农村基层积极开展整顿工作。据统计,当时全区共有专职整顿干部1471人,较多的是开平、台山、肇庆、四会、怀集、广宁、郁南等7个县(市)。整顿干部深入各基层了解情况,反复进行思想动员,组织基层党员讨论整顿的目的和意义,交待了整党整队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全体党员有了正确认识,并且自觉地积极参加整顿。对于落后的和顾虑较大的党员,支委和工作组分工进行耐心的个别教育和帮助。采取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采取大小会议,个别谈心,由上而下层层反复交代政策,说明整党目的和意义;二是对待落后党员,采取回忆、对比、算旧账等方式进行教育,查明原因,对症下药。 

  第二阶级: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高认识。学习是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阶级路线、党的基础知识和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红旗社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以及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四十周年”等3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所发表的文章为主要内容。通过学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党员、干部纠正缺点错误,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还抓好党员、干部的培训学习。据统计,至196110月底,全区共训练党员干部8285人,其中县人委副科(局)长以上干部33人,公社党委书记19人,一般干部8233人。⑤ 

  第三阶段:进行党员登记、审查结论和甄别复查工作。首先向党员讲明,凡是愿意遵守党章党纪,决心做一个党员的,都可以来登记,如果不愿意登记的,也可以不来,党对不登记者决不歧视,并仍将教育与团结他们。做党员登记时,先由支委与工作队分工进行一次个别谈话,进一步进行教育并结合审查,对一时未考虑成熟不来登记的党员,反复与他谈话,耐心等待。其次,通过对党员的审查,弄清党员的实际情况,认真处理好组织混乱的问题,将误认的党员、弄错了的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及预备党员担任党内职务的都分别作出处理,入党组织手续不全、入党志愿书丢失的均作了补办,到期的预备党员分别作出转正处理。再次,甄别复查工作是摸清这几年来所处理案件的情况,深入调查材料,并分别找本人谈话,实事求是地对每个案件加以甄别,做出结论,最后由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按照规定手续呈报审批。经过甄别复查,一部分过往被错误处分的干部得到了平反,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第四阶段:进行组织建设,建设健全各种制度。组织建设是重要的一环,主要是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制度、组织生活制度、党课学习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没有支书的要选出支书,没有组织的要成立组织,克服过去长期存在着的书记个人专权,包办一切和党内外不分的“一榄子”的工作方法,从而更好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支部的组织作用。据怀集、郁南两县的统计,整顿后能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先党风后党外的原则的支部,怀集县约占农村支部总数的79%左右,郁南县占农村支部的63%左右。同时健全了“两日制”,进行了经常性思想教育。经过整顿,全区绝大部分农村支部基本上能坚持执行“两日制”,普遍订出逢一过组织生活,逢五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时事。如高要县委规定县委常委每年给支部上课4次,公社党委书记、委员每年给支部上课12次,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据统计,全区17个县(市)6989个支部的调查,能坚持执行“两日制”的支部有3256个,占46.5%,一般能执行的支部有2723个,占39.5%,执行差的有1010个支部,占14%,比整顿前前进了一大步。⑥ 

  四、整党整队的结果 

  经过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进行组织整顿和组织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进一步发挥了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和中心工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第一、加强了支部的领导核心,明确了领导方法。整顿前,全区组织涣散无力的,不起作用的落后支部有560个,占支部总数的7.47%。经过整顿,克服了“一榄子”会议的现象,改变了部分落后支部的面貌,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根据高鹤等6个县统计,整顿前,落后支部有489个,占完成整顿的支部总数2250个的22.8%,整顿后,已改变了438个,占89.6%,未改变的只有51个,占完成整顿支部总数的10.4%。⑦ 

  第二、普遍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自1958年以后的新党员,对党的认识很薄弱,部分党员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认为党员干部是“神台猫屎,人憎鬼厌”,当党员干部很“吃亏”,只会招来“家世庭不和,亲邻疏远,减少收入,有谁可怜!”认为当党员干部是“入错行”。通过教育,提高了认识,改变了落后状态。1961年底根据四会、恩平等7个县调查,整顿前原来觉悟不高,不干工作,不起党员作用的就有4136人,占完成整党的党员总数43437人的9.52%,经过教育,已提高了党悟,现工作积极的有3469人,占83.9%,仍未教育过来的有667人,占16.1%,占完成整党的党员总数1.53%,大分部落后的党员已经教育过来。①由于党员的觉悟提高,推动了当时的“三秋一冬”、派购、兴修水利等各项生产工作。人民赞扬说:“解放十多年来,没有一年的冬季备耕比今年做得好,这都是因为我们干部改变了作风!” 

  第三、甄别复查,弄清了一部分党员的政治历史问题。在提高教育的基本上,清理了组织队伍。至19625月运动结束前,对存在各种问题长期未作审查结论的1758名党员作出了审查结论,查出了非党干部当党支部书记的14人,预备党员当支书支委的247人,入党或转正手续不完备的3382人,对这些问题均分别作了慎重和严肃处理。对1958年以来受处分的6389名党员进行了甄别复查,其中有2529名进行了平反,分另给予恢复党籍、职务、名誉和减轻、取消处分,对7818名预备党员进行了考察转正,其中有5455名预备党员到期输了转正手续,有683名延长了预备期,有339名取消了预备资格,开除了混入党内的五类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② 

    

  (作者单位: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地委批转地委政法委员会关于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1961826日),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2A12.7012 

   《关于1961年组织工作总结》(1962年),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4A12.36 

   《关于当前整顿基层组织和调整干部工作的情况和意见》(1961923日),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4A12.33 

   《关于当前整顿基层组织和调整干部工作的情况和意见》(1961923日),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4A12.33 

   《关于1961年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1961224日),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4A12.33 

   《关于1962年上半年组织工作情况的报告》(1962811日),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4A12.42 

   《关于1961年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1961224日),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4A12.33 

    《关于1961年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1961224日),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4A12.33 

    《关于1962年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1963131日),原件藏肇庆市档案馆:4A12.42 

    

    

  “报国何须怕断头”的高誉钤 

    

    

  (一) 

  春去秋来囹圄间,自由恢复到何天? 

  俯首思量天下事,袖挥酸泪泪相牵。 

  (二) 

  铁窗风味已春秋,报国何须怕断头。 

  此去黄泉无憾事,伤心唯恨志未酬。 

    

  以上两首遗诗是高誉钤烈士在狱中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用五倍子水密写,通过其妻子杨妙英转出来的。其忧国忧民,献身革命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高誉钤,1916 年出生于广宁县东乡镇,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广宁县东乡镇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广宁排沙起义领导者之一。1943 年他以伪兖昌乡副乡长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44年日寇大举进犯,国民党大溃退,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积极在附城区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培养一批进步青年骨干,如吴飞、冯渭修等烈士及冯彪和李胜等 。他们还掌握了部分武器,以从事各种职业作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排沙起义之后,这批进步青年大部分参加了部队,为当地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排沙起义后,由于坏人告密,高誉钤不幸于 1945227 日被捕,同年 10 8日英勇就义,时年仅 29 岁。 

  高誉钤待人和蔼可亲,爱好文学,常以诗咏志,抒发革命者的壮志情怀。他常为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气概所激励而引吭高歌,激动不已。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料他壮志未酬,即不幸以身殉国。高誉钤上有白发苍苍的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然而他却以革命事业为重,真正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他被捕后,每次妻子妙英去探监,以及所传出的密信,都是谈论有关革命斗争的事情,叨念着革命战士的安全,叮嘱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麻痹大意。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写下上述两首诗,以诗言志。他虽身陷囹圄,但仍保持革命者的乐观态度,从未流露出悲伤情绪。他对革命事业充满胜利信心,经常鼓励妻子说:“妙英,你要坚强些,不要老是担心我,要注意身体,教育好孩子,走新生之路,以后有什么事可找焕修(即冯彪)。”妙英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她坚定倔强,忍受沉痛的精神打击,既承担起料理家务的重担,还竭尽全力为革命东奔西跑。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监狱就是战场。高誉钤尽管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坚强的革命斗志与敌人进行斗争。一面积极与组织取得联系,一面团结难友,发展革命力量。当时有一个叫严九的难友,就是受他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投身革命的。严九出狱时接受了他布置的任务,并由他介绍参加了部队。 

  敌人虽然对高誉钤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威迫,但却没有从他的牙缝里挖出他们需要的半个字来。1945 10 8 日,敌人终于黔驴技穷,乘天未亮,把他从城内监狱拉到西门坑秘密杀害了。在押解途中,高誉钤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高誉钤在短暂的一生中,以自己的壮烈行动,实践了他的入党誓言,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征研一科) 

    

  宁死不屈的游击队员陈广华 

    

  陈广华,1922 年生于四会县大沙区沙头乡沙头村。少时在乡间读私塾,自少勤奋,读书务农系于一身。十五六岁时,其父囿于传统,将其遣往顺德乐从,习师于木工。抗战开始,顺德沦于日寇,陈广华被迫返乡。 

  1938 年秋冬,广州大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西江四会前线,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动员和组织群众。此时,陈广华入黄岗小学高年级就读。自 1939 年起,黄岗小学即为中共四会地下党活动的据点之一,当时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有负责人黄祥云、林德昭(张松年)和严为柱、张文嘉(张子奇)等。陈广华在这个良好环境的熏陶下,开始接触革命道理。他是一个当过学徒的学生,稍知社会之不平,今再入校门,在正确思想指引下,把学得的知识联系社会实际时,比较容易领会和接受,加之勤奋努力,学业成绩颇好,使父母安慰,同学钦佩。 

  1941 年秋,陈广华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四会中学,求学于下茅李家祠内(时四会中学迁到下茅)。1943 年春,四会中学开办师资训练班,学制半年。他随即转入该班学习,并为学生会主席。由于他平时品行好,学业优良,在老师和同学中具有一定的威信。1943 年秋,他刚从师资训练班毕业出来,即在老家受聘为沙头小学校长。他从学生转变为校长之后,在各方面表现出更为持重诚恳,为乡间父老和家长们称颂。 

  陈广华在黄岗小学读书时,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在张文嘉、严为柱等党员老师培养下,于1941 1 月由张文嘉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 年冬西江特委在谢剑影家举办党训班,他参加受训。受训后党性观念更强了,阶级斗争思想更明确,他任校长时,张、严等不时也至沙头小学或他到黄岗小学聚会,他一方面把教学工作搞好,一方面更广泛联系群众,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和团结别人,帮助别人长进,发掘要求进步的同学,以便时机到来时吸收他们入党。 

  1944 年秋,日寇进犯四会,县城以南均为敌占区,陈广华主持的小学停办。时中共广东地下党恢复组织活动。他在县委书记陈德的直接领导下执行党的决议,为扩展抗日武装力量积极串联。他自已也带头投笔从戎,参加了由中共四会县委的负责人之一黄显声掌握的地方武装集结大队,并在该队作为核心骨干分子。村中几个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投身抗日游击队。 

  1945 年春节后,陈广华随集结大队起义,挺进广宁山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他是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四会大队政治工作队的队员,每到一处,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积极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腐败无能、苛政弥天的黑暗统治,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和同志们一起,誊写大量文告,到处写标语,是一位积极的宣传员。他除了善于做民运工作外,作战时也勇敢顽强,起带头作用。四会大队到达广宁罗汶后,部队需要粮食、武器弹药的补给,这要通过作战才能争取。陈广华先后参加了多次战斗,如永泰伏击,缴获敌人武器弹药 10 多担;在罗汶口与敌遭遇中,他沉着勇敢,与敌对峙五六个小时;在石基战斗中,他坚持第一线作战。 

  1945 3 月,为了扩大广宁、四会两县武装斗争的影响,两县领导决定,把广宁、四会两个大队集结一起,向广宁县的排沙圩开拔,那里是广宁大队大队长陈瑞琮率队起义的地方,起义部队再次进驻,声威更为壮大。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起义队伍进驻排沙时,未经任何战斗,敌方闻风先遁。部队进驻后,分别于乡公所、学校、田东炮楼等处,大力开展宣传活动。陈广华是一名政工队员,积极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演抗日游击队的各项政策。队伍在这里驻扎了两三天,反动当局派了不少特务和密探进入排沙圩侦察动向,准备向起义部队发动围攻,并派特务暗杀或捕捉抗日战士。 

  四会大队挺进广宁开展游击战争时,几乎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后来,党组织认为在原地区不留根子的作法欠周密,就考虑派遣人员返回四会潜伏活动。起义队伍进驻排沙圩的第二天,决定派陈广华回去执行任务,重新部署地下活动。由于当时经验不足,考虑不周,离队时间安排不严密,当他离开排沙不久,就被敌人逮住了,并认出他是一名游击队员,遂将他押解到南街监狱。 

  在狱中,陈广华受到敌人残酷的拷打,但宁死不屈,丝毫没有吐露游击队的内情和党内秘密,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贞气节。敌人在他身上一无所获,遂于同年 5 月的一天在广宁南街将他杀害,牺牲时年仅 23 岁。 

    

  (征研一科) 

    

  邓小平十里还锅铲 

    

  19333月中旬,邓小平调往中共苏区江西省委担任宣传部长。五六月间,邓小平来到胜利县石街乡蹲点,住在石街北头的关帝庙里。 

  每天忙完工作后,邓小平回到关帝庙里,自己动手生火做饭。说是做饭,却连做饭的锅铲都没有。与他一墙之隔的邻居肖相汉知道后,从家里拿出一把旧锅铲,送到邓小平跟前,说:“邓部长,刚好我家里有一把不用的旧锅铲,你要是不嫌旧,就拿去用吧。” 

  “没事,没事,只要能用就行。”邓小平接过老肖送来的锅铲,高兴地说道。 

  6月中旬的一天,邓小平突然接到省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前往省委驻地宁都县七里村。接到通知,邓小平立马收拾行李上路了。他急走快赶,走了大概一个小时,过了赖村,见路旁有一棵浓荫遮蔽的大树,便歇起脚来。 

  进入盛夏,太阳火辣辣的,邓小平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准备拿毛巾到小溪边擦洗一把。刚翻开行李,他惊讶地发现一把锅铲直挺挺地躺在包里。“不好,我竟然把老肖的铲带走了,得马上还回去。”想到这里,他顾不上疲劳,拿起行李便掉头往回赶。返回石街已是中午时分。刚从田里收工回来的老肖看到邓小平大汗淋漓,有点过意不去:“邓部长,一把多年不用的旧锅铲,带走就带走,你还倒回来?” 

  “不行啊! ”邓小平略一 停顿:“虽然是把旧锅铲,但是借了东西就要还,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老肖说:“您都过了赖村了,起码已经走了10里, 来回要多走20华里路,您也太认真了!  

  邓小平接着说:“这不是认真不认真的问题,而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摘自 《党史信息报》20151125日) 

    

  陈云书信显原则露真情 

    

  1952年,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至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1027。信中所说的陈主任,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当时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云:“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 ”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由姐姐照看,姐弟情深,长大后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他便托人给陈星捎钱接济她的生活。这位同志后来写信给吴江县政府,建议吴江给予陈星这位革命功臣的家属以必要的帮助。吴江民政部门便从194912月起每月给陈星一定的大米接济。本来,由地方组织给予开国功臣中有困难的亲属一些优待,于情于理都十分自然,但陈云不这么想。在第一次去信谢绝后,由于没有收到回复他再次发信,重申这一态度。 

  这两封书信,涉及的事情虽小,却反映出陈云在处理涉及亲情人情方面问题上的高风亮节,在陈云的心中,亲情重要,但绝不能为此损害公家利益。情与理,公与私,一点不马虎,一点不含糊。 

    

  (摘自 《党史信息报》20151125日) 

    

  “子弟兵”的称呼由聂荣臻首创 

    

    

  群众路线是聂荣臻壮大抗日力量、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法宝。参加洛川会议的时候,聂荣臻就特别注意到,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革命的力量。 

  19371118,聂荣臻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阜平县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在冀中,聂荣臻对“回民支队”的创建和壮大,付出了心血。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的故事感动了几代中国人。还有不少的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如“阜平营”、“灵寿营”、“平山团”等等,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些部队,都是发动群众组织的抗日力量。雁翎队、地道战、地雷战这些晋察冀的亮点,也是平原军民对敌斗争的独创。在聂荣臻的运筹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了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聂荣臻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作“子弟兵”。聂荣臻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军区创办的《抗敌三日刊》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子弟兵报》。这样称呼,就把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更能体现军民的鱼水深情。 

  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来晋察冀考察之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中热情地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后来“人民子弟兵”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名词,响遍了中华大地,一直沿用至今。 

    

  (摘自 《党史信息报》20151125日) 

    

    

  高要鳌头村抗日自卫队成立旧址 

    

  高要鳌头村抗日自卫队成立旧址位于高要市活道镇鳌头村村小学内的德刚伍公祠(又名世德堂)。该建筑建于1938年,坐北向南偏东,二进三开间,总面宽19米,总进深14米,正面大门额上有“世德堂”三字,门廊上部为弧形,其外墙立面为中西结合式,楼顶为通花式女儿墙。 

  1944年,日军在西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败。为挽救其南洋的孤军,日军企图经高明、高要西进,配合由湖南南下的日军打通粤桂战线。为了阻击日军的西进,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于同年7月在高要活道鳌头村德刚伍公祠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由伍鉴衡任队长,有队员30多人。1944727,自卫队在大田令(土名)进行了第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打死打伤日寇2人。这支队伍后来发展成为高要人民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江南岸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为高要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8年高要市人民政府拨专项经费维修,2010年又拨专项经费进行了全面的修缮,现保存完好。 

  200589,被高要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6月,被高要县人民政府列入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该旧址现为鳌头村集体所有,鳌头村委会使用,隶属活道镇政府。 

    

  (高要市委党史研究室) 

    

    

    

  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与 

  西挺大队广宁会师地点 

    

  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与西挺大队广宁会师地点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宾亨镇罗汶村委会连石坑。 

  1945220,根据中共西江临工委的部署,广宁、四会两县同日在本县部分地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25日,四会起义部队到广宁罗汶与广宁起义部队会合,正式宣布成立“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 

  19455月中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部分主力(简称西挺大队)奉中央和省临委之命挺进广宁、四会和清远,并准备继续北上,会合南下八路军共创五岭抗日根据地。519下午,珠江纵队政委梁嘉、副司令员谢斌、政治部主任刘向东等率珠纵第二支队大部分和独立第三大队一部分,以及司、政机关、工作队等组成的西挺大队共400余人,经数日行军从南海经三水、四会等地抵达山根(今属罗汶)与广宁、四会起义部队(即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胜利会师,并在罗汶连石滩举行了联欢晚会。之后部队移师宾亨等地与国民党顽军周旋。部队后来成为粤桂湘边纵队最初组建的基础,此后,西江以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展开了新的一页。 

  会师及联欢晚会地点,原是一片河滩地,解放后陆续改建了民房、商铺,形成小集市,水泥村道穿街而过,旧迹留存不多,仅邻近村庄仍保存小部分当年会师时部队驻扎的民房,总体面貌改变很大。 

    

  (广宁县委党史研究室) 

    

    

  广宁县福安楼战斗旧址 

    

  广宁县福安楼战斗旧址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北市镇扶溪社区福安里围寨内。 

  194993,广宁县城解放后,国民党广宁县县长陈嗣运率残部逃到县境北部的江屯、北市等地,纠集反动武装,继续为非作歹,妄图东山再起,组建所谓“广宁县反共救国行动总队”,亲自兼任总队长,并大肆招兵买马,收罗散匪,扩充武装,构筑工事,设置障碍,苦心经营“反共游击根据地”。经近2个月的收集扩编,这支反动武装总兵力600余人,番号为“广四清边游击支队”(后称“广东反共救国军”第十一纵队绥贺支队),成为当时西江北岸地区机构完整、装备较好、实力最强的一支土匪武装。194911月上旬,西江地委书记兼西江军分区政委梁嘉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请示汇报,叶剑英带梁嘉见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邓同意稍后派兵剿匪。12月中旬,广东军区命令西江军分区派一个团配合南下大军剿匪。19491228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393团一部和地方武装游击队从江屯星夜几十里急行军后,马上对龟缩北市福安楼的国民党广宁县长陈嗣运残部与当地反动武装发起进攻。敌人凭借严密的三道防线和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战斗共进行了3天。第1天重点是扫除外围据点和散匪,第2天包抄接近核心据点,突破敌第二道防线,第3天利用俘虏阵前喊话,劝匪徒投降自新。在武力高压和政治攻势下,180余名残敌被迫投降,少部分顽匪漏网外逃。化装成士兵的匪首陈嗣运在福安楼内被活捉,后被押到南街交给县公安局收押,最后被公审和处决。 

  炮楼位于围寨正北中央位置,首层用花岗岩石板内外砌筑,底层墙厚约1米。原高七层,解放后拆除部分,现余三层墙体,围寨面积约2000平方米。该遗址为研究广宁革命斗争史提供了实物依据。 

    

  (广宁县委党史研究室) 

    

    

    

  市委党史研究室传达贯彻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2016127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在会议室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室主任黄顺兴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是我市加快建设珠三角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努力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传达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十一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以及胡春华书记在肇庆调研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回顾总结了2015年全市各项工作,并对2016年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会议强调,我室要严格按照市委的部署和要求,结合党史工作实际,奋发有为,狠抓落实,认真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一要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切实增强贯彻落实市委重要部署的责任感。二要坚持围绕市委工作中心,自觉服务发展大局,切实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发展的水平。三要坚持中央“一突出”“两跟进”的战略部署,切实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功能。四要以市委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谋划,落实好今年的各项党史工作。 

  (朱芷君) 

    

    

  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新春工作动员会 

    

  2016215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在会议室召开新春工作动员会,总结2015年党史工作,对2016年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室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室主任黄顺兴主持会议。 

  会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元醒等领导到我室看望慰问全体干部职工,并致以新春问候。张元醒常委详细询问了我市各级党史部门的工作情况以及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勉励全市党史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认真做好各项工作,为党委中心工作服务。 

  动员会上,室主任黄顺兴总结了去年我市党史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年党史工作作出具体部署,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牢牢把握党史工作的方向。全市党史工作者要自觉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在工作中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二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地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作用。在党史征编研工作方面,要努力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党史成果,重点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的历史研究,把工作重心适时转到地方党史三卷的编纂工作上来。在党史宣传教育工作方面,要抓住中共建党95周年和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契机,开展好各项纪念活动,传承好红色基因。三要自觉树立贯彻创新发展的理念,不断增强党史事业发展的活力。要着力开拓一批党史研究新项目,不断创新党史宣传教育新载体,努力在原有基础上开展党史工作新局面。四要严格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加强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全体干部职工要自觉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同时要增强主体责任意识,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朱芷君) 

    

    

  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2016224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在会议室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纪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回顾总结我室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署2016年工作任务。室主任黄顺兴主持会议,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了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新成效,深刻分析了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讲话既直面问题、切中时弊,又充满自信、催人奋进,体现了坚强的党性原则,彰显了党中央的责任担当,为着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实践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徐萍华书记在市纪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今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具体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市委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鲜明态度和坚强领导。 

  会议强调,全室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的决策部署,着力抓好贯彻落实。 

  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全室党员干部要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紧密联系实际,学深学透,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要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认真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摈弃党史部门就是“清水衙门”,与腐败很难沾上边的错误思想,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问题上始终保持警觉,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三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圆满完成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要切实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全面落实“两个责任”,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在常抓不懈中成常态求实效;要更加注重预防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筑牢党风廉政建设的“防火墙”。 

  最后,班子成员与室主要领导,各科室负责人与分管领导签订了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全面贯彻落实“一岗双责”。 

    

  (朱芷君) 

    

  市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召开党建工作会议 

    

  201634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在会议室召开党建工作会议,回顾和总结2015年党支部工作,部署2016年工作任务。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李鉴坤主持会议,全体在职党员以及部分离退休党员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我室党支部去年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结合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突出抓好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全面推进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为我室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坚强保证。 

  会议提出,2016年我室党支部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加强机关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为推动我市党史工作科学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重点抓好开展理论学习培训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两项任务。二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抓好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加强支部制度化建设和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规范党建工作流程。三要加快机关作风建设,努力开展好“严作风促落实”年活动和巩固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四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和党员监督制度,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并抓好本年度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五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同时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开展扶贫帮困工作。 

  最后,室主任黄顺兴就我室党支部如何贯彻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做好今年的党建工作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一要强化思想建党,坚持不懈抓好思想理论武装。二要严明党的纪律,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要强化“两个责任”落实,着力推进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四要坚持聚精会神抓党建,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到实处。 

    

  (朱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