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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邓小平与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问题的论述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

 

 

 

邓小平与张闻天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它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张闻天“文革”前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文革”期间被“遣送”肇庆时写下的理论文稿(史称“肇庆文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指导“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邓小平理论与张闻天的理论文稿,在许多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上,阐述了相似或相同的观点。下面仅就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问题的论述作一粗浅的探讨,抛砖引玉,以便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搞革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的经验,没能解决这些问题,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克服了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人们的思想从这种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条路线却遭到严重的践踏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刚开始的拨乱反正,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着手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1978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在为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宣言书。他在这个宣言书中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又着重宣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又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正是抓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以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才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代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与张闻天对建设社会主义思想路线的论述有许多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处。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张闻天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失误,深切地感到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危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政策决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领导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在庐山会议上,他批判“大跃进”的缺点时就指出:“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份,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并认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同毛主席经常讲的实事求是精神不相符合。在庐山会议上遭受批判后,他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指出:“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如果是符合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国家就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其发展。”[]并强调:党和国家对经济的发展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和国家可以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为所欲为。党和国家不能无视、取消或改变客观经济规律。党的一切政策等等都必须根据客观规律来制定,都必须和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主要趋向相一致。”“党和国家愈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规律,熟练地运用它们,它们就愈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愈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社会主义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相容。”[]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群众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尺度。”“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最后证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

张闻天的这些论述,虽然表达的方式与邓小平有所不同,但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都十分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见,邓小平与张闻天对建设社会主义思想路线的论述确有许多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处。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它的基本国情应该怎样认识?从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对此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我们党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较长的时间里,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过去出现的像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一个重要的认识根源就在于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错误的判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现在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1年,邓小平主持制订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十三大前夕,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1]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深刻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2]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思想准备。

关于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阶段性的论述,张闻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对后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阶段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19619月,张闻天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的小的阶段”。[13]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和上层建筑的不断改造,本身必然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14]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内的地位和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逐步积累并向更高阶段推进的过程。社会主义各个小阶段所呈现的特点,决定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水平和运动状态。

针对当时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不断扩大公有制含量,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倾向,张闻天指出:要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苦性,社会主义有一个“从不成熟发展为成熟,从初级发展为高级”[15]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阶段,某些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不但本身需要具备一定条件,不能轻易进行,而且更不能违反社会主义的规律性。“一切生产关系的调整,都必须冷静估计当时生产的具体条件及改变后对生产可能发生的利害关系”。“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不能任意变更的。过早改变生产关系(如‘共产风’)会破坏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16]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远没有达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程度。“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是错误的。”[17]

张闻天的这些论述,与邓小平的论述确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对邓小平社会主义阶段论的形成不无启迪。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问题

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首先明确并认真解决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在我们的国度里,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困惑了几代共产党人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8]“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而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又是什么呢?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在论述社会主义的任务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21]因此,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又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尤其是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来说。故邓小平一再强调:“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并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英明论断。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与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的论述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和首要任务,这是张闻天的一贯思想。作为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建国以来他一直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即使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无理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处理,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副帅”而蒙难后,还一直探索这一问题。早在1961年,他就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著,提出了“物质生产,决定一切,这是唯物史观”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的精辟论断,号召人们“现在是要利用有利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22]1962年,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是组织经济建设。”[23]

“文革”期间,张闻天在蒙难肇庆时完成的“肇庆文稿”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24]并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贫穷,而是共同富裕。他说:“把公社农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应该是理想,不应该反对。富裕了就不好,那末谁还愿意多劳多得呢?愈穷愈好,甚至装穷,这种思想与现象,并不能认为是正常的。”“说愈穷苦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的观点,应该有适当的修正。”[25]

可见,张闻天的这些观点与邓小平的论断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强调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和任务。

综上所述,邓小平与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问题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当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思路和表达的方式又各有特点,有些还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他们论述的观点却是相近、相似,甚至是相同的。张闻天的理论文稿对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探索,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提供了借鉴和启迪。而邓小平理论则凝聚了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贡献。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这个理论的形成,不是我一个人的脑子里钻出来的,而是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六、七十年的艰苦探索才形成的。

( 作者单位: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天宁北路80

邮编:526040 电话:07582280091 )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82页。

[]《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页。

[] 同上书,第393394页。

[]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26125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2] 同上书,第379380页。

[13]《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14] 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754页。

[15] 同上书,第133页。

[16]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147148页。

[17] 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75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19] 同上书,第314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1] 同上书,第116页。

[22] 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23] 同上书,第404页。

[24] 同上书,第493494页。

[25] 同上书,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