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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猫论”与邓小平理论

  “猫论”,指的是邓小平引用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后来引申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论点,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地道出了一个真理:干革命、办事情,不要拘泥于现成的方法和既定的模式,只要干成了,办好了,就是好办法,好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方法也是为目的服务的。这本来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既反映了客观实际,又反映了主观愿望,蕴含着深邃的哲理。但曾几何时,这一精当的论点却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挥舞起他们的权威、学阀大棒,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判”得一无是处,被打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所谓大毒草。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那些出于个人目的、为了政治需要、整人有术、治国无能的人,以其所谓的“革命大批判”的杀手锏,一夜之间,把多少开国元勋、革命将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几起几落,被打成走资派还不罢休,又被打成“走资派还在走”。要知道,“猫论”,正是射向林彪、“四人帮”所谓“突出政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一支利箭。所以,他们恨之入骨,竭尽“大批判”之能事。其实,“猫论”绝不是猫狗之类的小事一桩,而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体现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论点,蕴含着深邃的哲理。而且,它产生于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先,是邓小平理论的先导。故我们今天有必要为“猫论”正名,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从简明的事例中,揭示其深刻的内涵。 

  一、“猫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论点

  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是基础,存在决定意识,精神对物质又有反作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物质作基础的意识,精神决定物质,便是唯心主义,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邓小平的“猫论”,突出地反映了物质第一性,正像他的“三个有利于”,“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样,突出地强调了物质的功效,强调了实质,强调了内容,强调了效果。这与林彪、“四人帮”的那种强调突出政治、突出思想精神,把所谓的政治、精神、意识及其主观愿望“突出”到不适当也不可能有的位置上的极端唯心主义恰恰相反,邓小平的“猫论”,正是强调了物质,强调了事物的内容,强调了事物的内在功效和客观实际,强调了物质第一性。 

  关于精神与物质、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清楚地说过:“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政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政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十分注重实际效果的。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与毛泽东同志的医论、文论,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论点,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他们所举的事例和所讲的场合虽然不同,但都收到异曲同工之效。 

  邓小平同志的“猫论”,曾被林彪、“四人帮”歪曲成不问政治,不看方向,不讲姓“资”姓“社”的所谓修正主义大毒草,邓小平同志本人被诬为“走资派还在走”。其实,刘伯承也好,邓小平也好,“猫论”的原意是就打仗、办事、生产和搞经济建设等完成其工作任务的方式方法而提出来的。“这是论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倒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邓小平值刘伯承就打仗而论,举一反三,他针对我国当时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一再强调:“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3】如果说,老吃败仗,农业生产,工业建设,社会经济老搞不上去,这样的方式方法再好也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对林彪、“四人帮”整天高喊“突出政治”,喋喋不休地纠缠姓“资”姓“社”的陈词滥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样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还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4】我们进行民主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无非是要将经济搞上去,将人民生活搞好,使之美满幸福。因为,我们的党是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如果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革命,进行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仍然是一穷二白,仍然在那里穷过渡,大家一起穷。这样的社会主义,我想人们是不会要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整天高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实是连社会主义也不要。 

  邓小平同志的“猫论”,是中国人民经受了1959年至1961年的连续三年天灾人祸后的1962年提出来的,那年7月7日,他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了这番话。后来,以题为《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入编在《邓小平文选》(1938-1965)公开发表。稍上年纪的中老年人都不会忘记瓜菜代粮,稻糠充饥,勒紧腰带,仍须还债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灾难日子。 

  从1958年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谁知好景不长,违反客观规律,共产主义摸不着,却粮仓空了,国库空了,粮食紧张,物资短缺,老天爷发怒了,他要惩罚地球上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实事求是,只凭主观愿望办事的人们。“左”倾错误造成的天灾人祸,非正常死亡人数河南居全国之首。广东龙川非正常死亡又居全省之冠,死亡率逾总人口百分之一,何其惊人!县委书记被时任省委书记的陶铸撤职查办。无独有偶,一个小小的肇庆地区,“本区1960年非正常死亡共122752人,占总人口的2.17% ,其中最严重的罗定桂圩公社8.45% ,高要新桥公社上桐大队则超过15% 。”【5】全国多少人饿死村野,难道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突出政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吗?这哪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又何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沿,社会主义就要夭折了。人命关天啊!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是最现实的政治。因此,彭德怀的庐山万言书、张闻天长达三个钟头的《庐山发言》、邓小平的“猫论”,就是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提出来的。“猫论”提出了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方法,不惜一切手段,增加生产,发展经济。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不采取固定不变的形式,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不管什么方法,能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就是好办法,不管什么颜色的猫,“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里面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是坚持恢复农业生产,坚持发展社会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葬送社会主义,那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所以,邓小平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他的“猫论”,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论点。 

  二、“猫论”,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实事求是的典范。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源于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源于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客观实际。没有实事求是,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离开中国国情,就没有邓小平理论。 

  实事求是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一词原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我党第一次科学地阐释“实事求是”一语的是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最早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赋予了崭新的内容。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6】这一解释既概括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又概括了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的丰富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联系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不照搬城市暴动的外国经验,而是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接过了实事求是的接力棒,根据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很不发达”等国情特点,说明我国不能算是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更不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只能算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最早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英明论断的就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我国尚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一系列发展我国社会经济、适合我国国情、切合我国社会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针政策就陆续出台了。 

  首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必先弄清楚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7】共产主义是“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8】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他进一步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两条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10】并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1】 

  紧接着他又提出了“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信心。”【12】因而就有了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国策。然而,对于衡量所有制改革的标准,衡量姓“资”姓“社”的标准,邓小平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从而,把人们在姓“资”姓“社”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彻底解放思想,敢闯敢干,大胆改革,勇于开拓。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不要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14】他还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5】他的“不争论”的论断不是凭空而来,更不是主观武断,而是有科学依据的。不争论,我们是姓“社”而不是姓“资”的依据,“三个有利于”就是判断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还毫不忌讳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6】表现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精神。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上,针对人们为之担心的搞市场经济会发生偏差,会认为又在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时,他精辟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如同“猫论”一样,都是方法和手段,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这就进一步廓清姓“资”姓“社”的核心问题。解除了人们在改革开放中的困惑和障碍。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和手段,也不管什么道理,社会主义第一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说一千,道一万,“发展才是硬道理。”【17】所以,他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就是不要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纠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不要受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大胆进行改革开放,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加速发展经济。他反复强调:“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8】

  邓小平的这些精辟论断,如同“猫论”一样,不管其什么形式,只注重其内容;也不究其什么方法,只讲其实质;也不论其什么手段,只求其效果。初级阶段也好,不搞争论也好,“三个有利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发展才是硬道理也好……,都与“猫论”一脉相承。都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邓小平理论的红线;都体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从事情的效果和目的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更多地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也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赢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而“猫论”则是早在改革开放前的1962年就提出来了。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中的话,那么说,他的“猫论”则是邓小平理论的先导。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猫论”是就当时我国遭受连续三年天灾人祸后,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而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当时就指出:“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19】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独具胆识地明确指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20 】 

  现在我们就从农业生产的实践来看“猫论”、包产到户的正确性吧。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广东省肇庆地区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陈志雄承包鱼塘一事,就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对农副业生产能否采取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包产到户算不算剥削、能否跨队承包等问题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竟然争到《人民日报》上去了。事情是这样的: 

  陈志雄三年来承包集体鱼塘从8亩扩大到355亩,包金从1700元上升到50923元。这件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人们对陈志雄这样的能人承包鱼塘经济效益就是好,在这一点上人们没有分歧。 

  陈志雄当年44岁,全家6口人,两个劳动力(他和妻子)。从1978年开始,他承包了生产队的鱼塘,专业养鱼,头一年他承包了8亩,包金1700元,第二年承包151亩,包金16370元, 1981年承包355亩,包金50923元。 1979年他承包鱼塘总收入为8000元,除去包金和成本,纯收入3100元,1980年承包总收入21950元,除去包金和成本,纯收入7250元。1981年预计纯收入近两万元。当时的万元户已成了为数极少的暴发户。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容易引起纷争,甚至有人产生“红眼病”。 

  当地不少干部、群众说:陈志雄是养鱼能手,应该让他大显身手,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沙一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就直接了当地说: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好处,既可使集体增加收入,又可使集体解放出一批劳动力来从事其他事业。沙一大队第五生产队有鱼塘33亩,过去要派多个劳动力管理,一年最多收鱼6000斤,扣除成本和各种工分补贴,集体年年亏本。去年陈志雄以4500元承包了这33亩鱼塘一年就收入10000斤鱼,生产队不花一分钱,不出一个工,能增收4500元,这种扭亏为盈,而且盈利颇大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啊?但由于那时思想尚还未真正解放,“四人帮”的极左思潮长期影响,积重难返,姓“资”姓“社”的思维定势尚还困扰着一些人。故,人们议论较多的问题集中在“顾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等问题上。 

  陈志雄承包鱼塘面积大,管理不过来,请了一些人帮他管理。他请的人,一种是定期一年,一种是临时性的零工。1980年,他请了零工400个,1981年,估计还要请零工1000个,是年1月,他还请了顺德县一位师傅,63岁。这个师傅见陈志雄很内行,觉得自己起不了多大作用,3月底就回顺德去了。因此,就有人认为,陈志雄承包的面积大,在经营管理上超过了他的力所能及,他要顾工,顾工就是剥削。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允许顾工剥削的,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这是大的原则;当然也有不少人看到陈志雄承包所得收入的合理性。陈志雄的养鱼技术和管理才能在队里是人所共知的。他投放的鱼苗,全部是在西江河捞的鱼花来培育的, 1980年他光是鱼苗就节省了3000多元,预计1981年可节省 10000多元,他培养的鱼苗还有部分出售。陈志雄经营的鱼塘产鱼率一般比生产队经营的鱼塘高出一至两倍。他还善于利用鱼塘种植苕实、水稻等,同时经营多种农副产品,真正做到“鱼禾两利”。不算算这笔养鱼技术和经营管理帐,就看不出陈志雄所得收入,成为“暴发户”的合理性。因此,队里不少人认为:专业承包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承包者所经营的部分,是集体经营的一部分,承包者在组织生产上应当有他的自主权,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也可以请人参加他的包产经营,这不能看作是顾工剥削。即使是有一些剥削也不能大惊小怪。 

  人们议论较多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跨队承包。陈志雄1980年承包的151亩鱼塘中,就有93亩是跨生产队的,有50亩是跨大队的。于是就有人认为,跨队承包会使有专长的人外流,脱离集体,对集体生产不利。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跨队承包就像派出部分人外出搞副业一样,只要得到生产队的同意,并遵照合理互利的原则,是应该允许的。这样既使有专长的人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又不让他们脱离集体,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利。这些争论现在看来平淡如水,也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但它是发生在长期局限于极左的“文革”后不久,人们思想僵化在姓“资”姓“社”的思维定势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的前期,这当然是一场引起人们关注甚至震惊的经济政治风波。《人民日报》以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作了详细报道,并加了编者按语:“新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不少新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认真探讨,以求得真正解决。”接着开辟了专栏,续载读者来信来稿,讨论对专业承包责任制的有关问题的看法。通过讨论,对统一思想,落实家庭承包责任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语所指出的那样:“农村许多社队,在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实行了多种形式的专业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在多种经营方面效果更显著,它把农村里很多被埋没的‘能人’解放出来了,他们的才能得到社会的重视,有了施展的机会,既增产了社会物质财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也使集体和个人增加了收入,实践证明,党中央的发展多种经营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21】实践也充分证明,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一切看情况,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猫论”的正确性。实践也更加证明邓小平预言的“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的无比正确性。 

  当年6月13日,肇庆地委及时召开了各县(市)委书记会议,学习中央《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当前经济工作和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及各行各业的工作任务,强调继续加强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充分肯定陈志雄的专业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大力发展各种经营,切实把经济搞活,把农村搞富。”【22】使高要成为肇庆地区首富的县(后改为市)。第二年六七月间,地委又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委农业书记会议精神,进一步交流完善生产责任制,继续充分肯定农业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做法,靠政策搞活,靠科学致富。是年(1982年)肇庆地区经济建设得到长足的长进,全区各项经济指数呈两位数增长,“社会总产值31.18亿元,比上年增长11.65%,国民收入15.96亿元,比上年增长13.05% ,国内生产总值19.06亿元,比上年增长12.45% ,工业农业产值为2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3.77% ;其中工业总产值11.623亿元,农业总产值12.9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0.03%和17.41% ;社会商品零售额12.98亿元,财政收入1.338亿元,职工人均工资857元,农村社员人均收入321元,比上年增加100元。”【23】尤其是农业,往年只在1 — 5%? 的增长值上徘徊,今年大力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生产大幅度地增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时任肇庆地委书记、后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在广州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不无感慨地说:肇庆的农村承包责任制搞得最早,《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导,还是邓小平的“猫论”正确,我当时没有全力促进这一新生事物,深感遗憾,在这里要道一声:对不起肇庆人民。其实,他已经看到这一新生事物并力促其事,不然就没有肇庆地区经济指标(尤其是农业)长足的长进。他的这番话,充分说明其严于自律。 

  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猫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富强。不论姓“资”姓“社”,只要回归、统一就行。同样,没有“猫论”,就没有“一国两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猫论”是完全正确的。至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夕的2003年,肇庆不仅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大改善,而且精神文明建设也得到大丰收,先后获得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多个国家级桂冠。20多年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猫论”,坚持了改革开放,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神舟五号飞船的成功发射,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军事外交、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的飞速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多年以来的飞天之梦,中国的经济建设正在腾飞。中国人民从此走向新时代,中华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之林!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这是一部无比辉煌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探索,而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则是经历了更为长期的艰辛探索。前者终于经过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后者则终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赢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这其中“猫论”可以说是党内同一时期(经过了当时所谓的“反右倾”运动之后)独一无二的批“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论点。“猫论”,称得上是邓小平理论的先导。 

  注 释: 

  【1】《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 1989年5月版,第305页。 

  【2】《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年4月版,第875页。 

  【3】《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05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10—11页。 

  【5】《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68页。 

  【6】《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年4月版,第801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116页。 

  【8】同上,第137页。 

  【9】同上,第373页。 

  【10】同上,第72页。 

  【11】同上,第116页。 

  【12】同上,第138页。 

  【13】同上,第372页。 

  【14】同上,第374页。 

  【15】同上,第375页。 

  【16】同上,第373页。 

  【17】同上,第377页。 

  【18】同上,第370—371页。 

  【19】《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 

  【20】同上,第306页。 

  【21】《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第二版。 

  【22】《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1978.12—1998.4),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页。 

  【23】同上,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