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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拔奇

  

  中共广西早期组织的领导者邓拔奇

  邓拔奇,又名岗,别名伯奇、白希、滕柏。1903 年 6 月 4 日生于怀集县甘洒镇屈洞永富村一个较为富有的家庭。父亲邓若星,是晚清秀才;母亲伍氏,是农村劳动妇女,生有四个子女。邓拔奇为长子,父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1910 年,拔奇进入本乡私塾学习。几年后,他考进怀集县立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毕业后又进怀集县立中学。1921 年秋,拔奇到上海浦东中学补习。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拔奇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特别是当他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就产生了改造旧社会的信念。

  1922 年秋,拔奇考进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福建厦门大学,攻读法律。在和进步师生的接触中思想受到启迪,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1924 年暑假,拔奇回家,由父母包办成婚。他深表同情地对贤淑善良的妻子说:“我们的婚姻是不美满的,我知道你也很痛苦。我是许身于革命的人,不能在家陪伴你。”拔奇给妻子起了名字,叫谢惠民。后来,拔奇说服了父亲把惠民和妹妹送到县城读书。

  1924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已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7 月,拔奇中止学业,前往广州,和在那里读书的一些同乡青年一起,组织“怀集留穗同学会”,印行《怀集青年》。他发表了《给怀集青年书》一文,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下的怀集,工人没工做,农民没地耕,青年没书读,是大雾沉沉的黑暗社会。号召青年赶快猛醒,团结一致,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当革命的先锋。他们在广州加入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队。自厦门返广州不久,拔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 年春节以后,青年团广州地委派拔奇到广宁县协助青年团工作。他到县内各地视察团务工作,在广宁南街召开了青年团广宁县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青年团县的领导机构。

  同年 6 月 23 日,广州人民为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的暴行,组织了 10 多万人的示威大游行,结果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屠杀,是为“沙基惨案”。拔奇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目睹许多同胞遭帝国主义屠杀的悲惨情景,激发起反帝的怒火,便积极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的工作。7 月中旬,他和邓卓奇、梁钟琛、陈知我回怀集募捐 600 元送交省港罢工委员会,支援罢工工人。

  8 月至 10 月间,拔奇受团广东区委委派赴广宁任团县委书记,领导当地的青运工作。他们先后在 19 个乡建立起青年团支部、团小组。还在五个区成立了团区委会。后来,他随农运领导人周其鉴在广宁开展农民运动。尔后,又回怀集县工作,推广广宁县农民运动的经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927 年 5 月,拔奇与廖梦樵等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梧州恢复党组织,建立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为书记,拔奇协助廖主持广西省党的工作。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形势十分险恶。一天早晨,地委机关突然被国民党的警兵包围了。拔奇见情势危急,立即穿上西装,戴着眼镜,手持文明棍,装扮成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他出得门来,用文明棍指着警兵呵斥:“你们来得这样迟,如果走了要犯,小心你们的脑袋。”又说:“我现在将楼上的情况报告局长。”然后昂首阔步,从从容容地走了。拔奇就这样勇敢机智地在敌人眼皮下脱了险。

  1927 年 9 月 6 日,由于叛徒李天和的出卖,地委书记廖梦樵等 10 多位同志被捕后惨遭杀害。不久,南宁、桂平等地党组织相继被破坏。邓拔奇、杨千山、胡奕卿等先后转移到浔洲四属工作。10 月,拔奇担任中共广西地委书记( 1928 年春地委改为特委,他仍任书记),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党组织的领导者。他任地委书记后,立即把桂平县委恢复起来,把五个区的区委建立起来,并积极做好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为了联络各地党组织,他经常来往于桂平、贵县、梧州和省港之间。有一次,他化装成商人来到梧州,住在一家旅店,敌特跟踪而至。当敌特在档下查问的时候,他躲进洗澡房,把衣服脱下,故意搭在洗澡房门上,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的流,装作有人洗凉的样子。其实,他早已化装从横门溜走了。

  在复杂的斗争中,拔奇认识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硬拼是不行的,要讲究策略。为了调动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他适时地提出“分谷落春”,“反对食盐专卖”,“反抗一切捐税”,“增加工钱,发给杂费,建设工人宿舍,不准打骂工人”等符合工农切身利益的口号。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邓拔奇还和黎赤夫等人及时举办了农干训练班。

  1928 年 6 月 1 日,由邓拔奇、朱锡昂主持的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在贵县张国才(党员)家里召开。广东区委委员恽代英到会指导工作。拔奇作了广西党组织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广西建党以来的工作,制订了今后斗争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普遍发展组织的决定;决定以广西省劳农会(即农协)组织推动全省工农运动的发展;建立工农武装。会议选举朱锡昂、邓拔奇等 15 人为广西特委委员。朱、邓等 7 人为常委,朱为书记。会后,拔奇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会议情况。

  根据中央指示,广西特委从 1928 年 9 月起改为广西临时省委,机关设在梧州,黄强亚为临时省委书记,拔奇等为省委委员。1928 年 11 月 29 日,由于原广西特委常委昌景霖被捕叛变,省临委机关遭到破坏,郭金水等同志被杀,陈启东等同志被捕。聂根、拔奇等机智脱险。拔奇脱险后即回怀集继续开展党的工作。他住在梁钟琛(中共党员)家里,不几天就回自己家乡去了。他刚走,特务郭文田就跟踪而到。梁即设法通知邓拔奇火速离开怀集。第二天凌晨,敌人果然出动了 100 多名警兵包围了村子,到邓拔奇家搜查。人没抓到,财物却被洗劫一空。拔奇和堂弟卓奇(中共党员)因事前已获消息,早已乔装成卖鸡贩,由老贫农董次宣护送,到清远县后转赴香港了。后来,党组织派拔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拔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只学习了几个月时间,就于 1929 年 9 月因工作需要提前回国。组织安排他到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工作,负责指导广西的革命活动。1930 年 3 月,中共广东省委指派拔奇再次担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当时广西特委受广东省委领导)。

  同年冬,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破坏,许多同志被捕。 1931 年 2 月 2 日,拔奇担任广东省委秘书长。不久,又担任省委委员。5 月,省委派拔奇前往广西巡视工作。在广西工作的几个月中,冒着风险来往于梧州、贵县、南宁、百色、柳州等地之间,经常与同志们秘密集会、谈话,开党员训练班,出版《广西红旗》周报等。面对危险,他毫无畏惧,一心为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同志们很关心他的安全,但他总是说:“要提高警惕。但是,要干革命就难免会有牺牲。”表现了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

  9 月,拔奇以中共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到广西右江苏区巡视,向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红七军传达贯彻李立三的“左”倾盲动冒险路线,最后导致红七军严重受挫。事后,拔奇给右江特委及红二十一师去信,主动作了反思,并对这次传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表示“要负很大的责任”。这表现了共产党员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坦荡胸怀和高尚品格。

  1932 年春,拔奇回到香港。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强大兵力,围剿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的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边界的大南山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党派拔奇到东江特委工作,参加武装斗争。

  敌人为了镇压革命力量,大肆捕杀我党的革命骨干,大举清乡,屠杀人民群众,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1932 年 3 月,国民党粤军师长张瑞贵出动了全师三个团的兵力,后来又增加一个独立团兵力,亲自出马指挥“围剿”。敌人异常凶狠毒辣,用尽各种手段,对每一条山路,每一个山坑石洞,甚至一草一木,都搜遍了,使我方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遭到极大损失。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仍指责中共东江特委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2 年 10 月,东江特委连续收到广东省委的两次来信和中央的一次指示信。东江特委尽管处境极端困难和危险,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召开了一次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上级批示,部署新的工作。10 月 9 日,有关负责同志前来参加会议。由于敌人进攻苏区,当晚( 9 日)特委的开会地点即转移到大南山一个最小的村庄——田墘村开会。10 日早晨 7 时,会议刚开始,就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四面包围。与会者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除少数人脱险外,东江特委负责人杨善南、邓拔奇、张先等壮烈牺牲。邓拔奇牺牲时年仅 29 岁。

  

  邓拔奇故居

  

  邓拔奇故居内

  

  甘洒中学内邓拔奇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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